在我和阿卡拉的談話中，我反對“社會心理福利”計劃，毫不猶豫地認為人類的情感不應該由機器乾涉和控製。我認為被刪除了負麵情緒的我們，無論多快樂都不再是真正的自己，人類失去了二元性，我們的生命不再完整。我們不會再因為悲傷、焦慮、挫折陷入抑鬱，不會再怒火中燒失去理智，可說到底我們並沒有戰勝它們，我們隻是回避了它們。這是一種退化而非進步。

然後我在她問我是否要調節人們超過一個月的抑鬱和焦慮情緒問題麵前選擇了不調節，但卻在她是否應該讓人類自殺、準許性侵犯的問題麵前選擇了否，我當時很猶豫，但我還是選擇了否。直到第四、第五個問題出現我意識到自己真的選錯了。

因為在這個情景中，我選擇改變這些想法、行為，無論這些想法、行為的好壞、惡劣程度，其實都是在選擇用機器乾涉和控製人類的情感。可人類的情感永遠屬於人類自己，我允許阿卡拉用人工智能強大的鏡像神經元算法操控人類的情感，阻止了一件不好的事情發生，但我是否真的有這樣的權力？

在“是否應該讓人類自殺”的問題中，如果我不選擇“否”，我就成為了殺死這個人的“凶手，但在“是否應該準許人類謀殺”的問題中，“凶手”已經確有其人，那麼選擇“是”就變得不再困難。這像是一個電車難題。

我認為消除了焦慮、悲傷、憤怒的我們不再是真正的自己，那麼消除了仇恨、瘋狂、劣根性的我們就是嗎？

所以阿卡拉說我是虛偽的。

我很喜歡裡麵的這句話：“我們懂得什麼是甜，因為我們懂得什麼是酸，我們的懂得什麼是善，因為我們懂得什麼是惡。”

至於最後的最後，選擇“我愛你”沒有什麼猶豫的，這就是我作為布蘭迪斯，在那一刻最想說的話了。但如果我真的是多諾萬，我不會喝下那杯帶有記憶重置器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