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家坐落於小島上的療養院，我在這裡工作三年多了。

島嶼風景宜人，有潔白的沙灘，森林遍布、綿延起伏的山巒。療養院的建築主體在一處高高的斷崖上——當然我們還有很多遍布全島的小房子，一片網球場，以及一座灰白色的燈塔——從那處山崖上可以眺望到美麗的、一望無際的蔚藍海洋。

除了療養院的病人和員工之外，這裡沒有其他人存在，與外麵世界唯一的聯係就是每周來送生活物資的運輸船，仿佛是一片世外桃源。

我們的確配備了電報發報機，但很少會有人使用：病人們的親屬或是已經過世，或是不肯接受這麼一個家人；醫生則是輪班製，在島上值班一個月，回家休息兩個月，也沒有很強的聯係外界的需求。

至於我，我的父親早年死在了戰場上，母親和弟弟則在肺結核黑色鬥篷的籠罩下回歸了上帝的懷抱。我和那些病人們一樣，喪失了大部分能固定住自己的纜索，成為了一艘漂泊無依的孤舟。

療養院是我們的一處暫居的港灣。

不過從某些方麵來說，我還是比他們幸運一些。我至少還保留著理智，或多或少地擁有選擇要做什麼的權利，而他們則被瘋狂的思想裹挾著，不被理解，不被他人所容。

我感覺這樣的人生是可悲的。但我也明白，他們不需要我的同情或憐憫。

同平靜狀態下的他們相處其實相當有趣。比方說，勞爾先生曾經是位大學教授，他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知曉許多奇聞軼事。聽他講起這些時，我的靈魂仿佛在他平和沉穩的嗓音中漂浮起來，親身到達了那些從未聽聞過的地方。

可每每提起他在南極的探險，勞爾先生就會開始發出不可名狀的狂亂囈語，麵容扭曲，最終演變為跪在地上，痛苦地呼號：

“死了！他們都死了！所有人都死了！”

我儘量避免讓他接觸到這個話題，但這種事情仿佛是命中注定要發生的一般，隔三岔五就要來上一次。而且不論我怎麼勸解、安慰都不管用，總是要萊曼醫生來救場。

萊曼醫生四十來歲，中等身材，淺棕色的頭發和胡須都剃得短短的，帶著黑框眼鏡——所有的醫務人員，哪怕不近視的，都要戴這麼一副，我也不清楚為什麼——看起來專業又乾練。不管病人們做出了什麼可怕的舉動，他都能隻用幾句話就讓他們平靜下來。

萊曼醫生的妻子和女兒死在了一場海難中。他是這個療養院唯一的常駐醫師，就像我是唯一的常駐醫師助手一樣。

每次處理完類似的突發情況，他都會去窗邊眺望一會兒懸崖下的海域，有時還會抽根雪茄，末了轉過頭來，歎一口氣，然後對我說：“丹尼爾，你要記住，真相有時不是什麼值得追尋的東西。一時的好奇可能會引來無法想象的危險。”

他的語氣裡有種彆樣的沉重，我說不明白，大抵是獨屬於醫者的悲憫吧。

“我記著呢，萊曼醫生。”我通常這麼回答，“但是這裡也沒有什麼需要我追尋的真相啊。”

萊曼醫生就會笑著搖頭，那樣子很像老師麵對問出刁鑽問題的學生時會有的神態。

“哎，算了。”他默然片刻，最後說，“總之，那些先生女士們說的話，你當故事聽聽就好了。彆當真，也彆去探索背後的邏輯。”

萊曼醫生總是用“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來稱呼療養院的病人，就算私下裡也是這樣。他從不覺得那些人古怪或是低人一等，永遠給他們平等的尊重。

“我知道了，萊曼醫生。”我於是認真地承諾道，“我不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