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所說的，整個上午安迪都在洗衣房工作。那地方悶熱，潮濕，水汽重的像是把一條瀑布硬生生塞進了一個巨型熔爐裡，年輕力壯的犯人常要鏟煤——這種事經常是由犯人中地位最低的黑鬼、印第安人和最膽小差勁的白人去做。安迪一開始也做過一段時間，直到後來我偶爾會去找他，而安迪本身又跟犯人裡的萬事通瑞德交好之後才有所改善。

但即使是不用鏟煤將自己弄得一身灰，洗衣房也絕非什麼好地方，不停的搓洗，用各種各樣的洗衣粉，大量的體力勞動……看管洗衣房工作的犯人在獄警裡都是有名的苦差事。以至於我們這些獄警靠去洗衣房的排班次數，就能判定自己在哈德利心中的地位排在第幾。

我原以為從那麼辛苦的地方出來後安迪會找個地方窩著看會兒書，就像之前那樣，他把被汗水打透的衣服洗一洗，借著圖書館裡正午的好陽光晾曬片刻，披著淺色牛仔外套看我借回來的經濟學書籍，而我則翻看他寫的講義。我們偶爾會交流上那麼一兩句，更多的時候，在短暫的書頁翻動的輕響後，我身邊的呼吸會隨著光斑的移動變得平穩且綿長。

但在我離開幾個月後，當我再次推開圖書館的門時，安迪卻沒在看書也沒在睡覺。

男人坐在桌子前麵，圖書館的桌子似乎換了一張，由一張破爛粗拙的老木頭換成上了清漆的原色木桌。那盆金光菊被轉移到了桌子上，桌麵還放著一個粗濁的玻璃杯和一個紙杯，成打的A4紙杯整齊排列在桌子角上，各種文件模板分門彆類的堆積在桌麵。

這幅極其類似銀行或政府高級職員辦公桌的畫麵將我的腳釘在了門邊，十幾分鐘前暴躁的跑出門的楊勒正坐在安迪的對麵，一邊抄著本不知什麼書在扇風，一邊說出自己的要求。

“今年說是要漲工資，但該死的稅率實在是太高了。”他說：“如果按照稅率去交錢，我明明漲了工資，收入卻比現在還低……我們明明隻是一群最普通的獄警而已，為什麼要負擔這麼高的稅收。”

“稍安勿躁，先生。”安迪坐在桌前，鋼筆的筆蓋輕輕點了兩下桌麵，“漲工資是一件很長期的事嗎？”

“當然！”

“那麼短期或隻能使用一到兩次的避稅行為並不適合這種情況。”安迪說著，扯了張表格放到桌麵上，“最一勞永逸的道路有兩條，第一種方法是您與典獄長商量，將您的部分個人花銷計入監獄運營成本，用以降低個人收入水平檔次。”

“不可能！諾頓不會同意的。”楊勒皺起眉頭，看上去像是要和安迪乾上一架，“這是在將我的風險轉移給——”他頓了一下，理智在線的沒有把剩餘的話說完，斬釘截鐵的拋出結論“諾頓不可能答應。”

“當然，還有第二種方法，但這個方法恐怕更適用於監獄裡漲工資的人較多的情況。”安迪說著，拔出鋼筆，在表格上簡單寫畫了幾筆，“我-國法律認為隻有在美國注冊的公司才是本國公司，才需納稅，各位大可在國外建立一個空殼公司，轉移一部分收入。如果操作得當的話，可以令參與這個公司的所有人在稅務上轉變為低收入人群。”

這段話裡麵的操作楊勒或許沒聽懂，但他顯然聽懂了結尾處的‘低收入人群’五個字。

“真的嗎？”他問。

“隻需要一些信息和簽署一些文件。”安迪將文件掉了個個兒遞給他，連帶著鋼筆，“不過最重要的部分是擁有美國國籍。”

這話是句廢話，整個監獄裡從典獄長到隨便哪位犯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美國人。

楊勒愣了一會兒，隨即微笑起來，他下意識的起身想和安迪握手，但那隻有些肥胖寬大的手剛從兜裡掏出來就停在了半空。男人後知後覺的想起他現在並不是在銀行麵對著理財顧問，甚至麵前這個將金融問題侃侃而談的人，在今天上午還要在他的監視和嚇罵下像牛馬一樣拚命乾活。

這種出戲感讓男人的姿勢顯得有些尷尬，我借機走上前去，不著痕跡的把楊勒擠走了那麼兩公分。

黑色皮質公文包被放在那打A4紙上，我用背脊遮住了那麼點兒陽光，忽然投射下來的陰影令安迪抬起頭來。

“萊斯利警官。”他略微抬著頭，陰影的遮蓋使得那雙眼睛略有暗淡，無垠廣闊又神秘的深海帶著一點兒熟悉的笑容朝我裹挾而來。楊勒趁機避開了握手或是感謝的環節，快步走了出去，我得以借此機會長久的凝視安迪的眼眸。

“看來你乾得不錯？杜弗蘭先生？”我順勢調侃他。

“安迪。”他說。

“好吧，安迪。”我糾正了一下自己的叫法，將目光投向那張表格，“你現在已經可以幫人注冊公司了？”

安迪沒答話，他當然不必回答這麼顯而易見的沒話找話，但這樣的沒有回答反而使我一下子有點不知所措起來。我像是沒捕到魚的小藍鷺那樣尷尬的張了張嘴又合上，最後咳嗽一聲，把公文包放到安迪的麵前。

“都是給你的。”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