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隨後的幾天，我逐漸意識到‘那一邊的人’非常好管理，也非常的不好管理。

因為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原因，獄警們為了彰顯自己對美利堅的忠心，或多或少的對他們有些欺辱。而這些人逆來順受的程度足夠所有人都敢對他們動點兒手腳，於是從罵到打，從隻有獄警這麼乾到部分犯人也有樣學樣，不過是兩三天的時間而已。

意識形態上的不同足夠令他們被另一團體完全的視為異類，哪怕這些人幾乎全都是白人，但當他們被人刻意挑起有關於思想的問題並試圖去為心中那些紅色去爭辯時，哪怕是在這年頭兒最不好混的黑人都能大笑著給他們一拳，說：“雖然我不知道你們說的是什麼，但如果有人要把我兜裡的錢給彆人，那我一定會像這樣打爆他的腦袋。”

當時正是午休時間，獄警和犯人們都在吃飯，雖然餐盤裡的東西天差地彆，我還是和這群‘那一邊的人’一起用憐憫的眼神，共同望向這個顯然不知道哪種政策對他們這樣的窮苦者最有利的傻家夥。

就像那名軍官所說，在那之後，我確實又經曆了幾次問詢，問題無一例外的都是那幾項。我圍繞著不知道不理解那些概念太高端了看不明白作答，並在有人‘好心的’向我解釋了紅色的含義後有樣學樣的像那名犯人一樣曲解了紅色的含義。

諾頓對我三天兩頭被喊出去調查這件事相當不滿，在陪過那麼兩次，覺得我不會有什麼不當傾向後直接告訴哈德利，如果再有人調查直接在警務室把事情解決。

“您要知道，我的收入雖然不算太高，但相比於外麵的那些工人，絕對算得上高薪階層了。”冬天還沒完全過去，屋子裡的溫度很低，警務室隻有一個白鐵皮還要燒煤的爐子能用來取暖。不是那麼年輕了的老警衛在爐子上煮了點兒罐頭，咖啡香與劣質煙味兒一起把屋子熏的充滿了頹廢氣息。我嚴肅的望著這位給我下套的審查員，儘可能流露出感覺被冒犯到的表情：“如果要我把我的錢分給他們，或者跟他們過上一樣的生活，那我肯定是不會同意的。”

那名審查員當場就笑了起來，男人把本子合上，從鐵櫃子上直起身子，十分和氣地來跟我握手。

“恭喜你，霍爾先生。”他的笑容裡終於多了輕鬆和讚許：“以後估計不會再有我這樣煩人的人來找您了——感謝這段時間以來您的理解，這畢竟是為了保護國家的安全嘛。”

美國安不安全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安全了。

因為這段被隔三差五叫去談話的經曆，我不敢隨意幫助那些監獄裡的人，所能做的事隻有在自己輪崗的時候在那些打罵行為發生時大步上前儘快製止。拖之前曾經幫助過安迪和歐文的福，不管是知道我曾經被叫去問話的獄警同事還是幾乎不知道這事兒的犯人，所有人都把我當成了一個隻是天性善良點兒，看不得有人在我麵前挨打的家夥。

或許這也是由於我沒法對他們伸出更多的援手，這實在讓人挫敗。

一種信念，一種信仰的力量終究是偉大的。那些人裡認罪者寥寥，不斷上訴的人倒是不少，還有許多人會趁著放風時間將這群人叫到一起，傳授和討論一些知識。為了隔開這群人，監獄不得不對這群特殊的犯人的放風時間做出調整和隔絕，這就代表了他們每個人都至少會減少一半以上的，到操場透氣的時間。

然而即使是這樣，他們也總有能進行溝通的方法，諾頓曾經為此大發雷霆，最後還是哈德利三言兩語的勸住了在要對那群人進行一些‘處理’的典獄長。

他說：“不用管他們，典獄長……監獄裡沒有人能掀起大風浪，更何況在裡麵待久了，誰都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我對他的這句話並不認同，但在月底，當春天的暖風再一次拂過監獄的操場，路邊又能隨處可見星星點點開的正盛的羅馬甘菊，在我琢磨該怎麼給那群人提供更多小小幫助的時候，一件令人意外的事發生了。

安迪表示他想對圖書館現在的書籍進行一下擴增，並自願承擔起了“幫那些人扭轉思想”的責任。諾頓理所應當的懷疑起了安迪的思想是不是在漫長的鑒於日子裡往另一邊靠攏了。據說安迪當時在辦公室裡麵對諾頓壓迫感十足的詢問，表情非常淡定。

“典獄長先生，不得不說，雖然經濟確實是敏-感區域，”男人站在諾頓那間寬敞的辦公室裡，諾頓的桌上有個小紀念盤，柚木上嵌的金字寫著：“基督是我的救主”，牆上還掛了一幅他太太的刺繡作品，上麵繡著：“主的審判就要來臨。”

安迪抬起頭，目光在牆麵上掠過。隨即輕微的，帶著些許自嘲的笑了一下：“但我之前可是個銀行家。”

這年頭誰都知道，所謂的銀行家名曰銀行家，實為吸血蜱蟲，在企業家、政府和民眾手裡三向吸血，能搞多少搞多少，能賺多少賺多少。保險，投資，納稅……他們有無數種本事無數種所謂的‘新產品’，用銀行這個超大的合法機器作為平台，踩著法律的邊線貪得無厭，令錢滾滾而來。

安迪在相當年輕的歲數就成了副總裁，從他做賬避-稅的能力就可以看出，男人在此道上實在是精通極了。或許是他平靜的表情起了作用，或許是他特殊的身份令他的每句話都有種會令人下意識信服的神奇能力，總之，這句輕飄飄的發言就仿佛什麼好用的魔咒，諾頓當場就放下了他那顆吊了好久的心。

“監獄可沒有餘錢給你改造圖書館。”對此，這位一毛不拔的鐵公雞想了一下，又補充似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