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夫苦笑了一下，接著說：“其實我已猜著了大隊的意思，他們以為那樣做隻會對我有好處，彆人會眼紅的。”

我不想聽大姐夫說下去，他一個人承擔了那麼多的工作，還自討苦吃要擴種水稻，要養魚，大隊不買他的帳，也不知他到底為了什麼？

這時我想起了大姐的吩咐，看樣子大姐夫光顧了他的水庫，早把撈魚的事丟到腦後去了。

我剛進管理所的時候，瞧見儲藏室裡有兩張小魚網放在那裡，就去拿了往水庫裡去。大姐夫不喜歡撈魚，他沒有撈魚的閒心，那兩張網是彆人放在那裡的，旁邊還放著沒用完的魚餌。大姐夫見我高興，就幫我拿了魚餌隨我一道下到水庫。

水庫裡的水已經放得快要見庫底了，庫底裡的水有些渾濁，但水麵平靜，看不出有魚的樣子。

大姐夫對我說：“水庫已經有好幾年沒有放過魚了，水庫裡的水年年乾底，哪裡還有什麼魚？我粗粗算了一下，大隊如果同意我的計劃，一年最保守的估計也有四、五千斤鮮魚可撈，大隊的收入增加了，水庫裡的水麵利用了，水質也會得到改善，一舉三得。可大隊不同意，眼睜睜看著一年損失好幾千斤魚，幾年下來就要損失好幾萬斤！這在旁人看來無所謂，我是管水庫的，天天看到水庫裡沒有魚遊動，心裡真是不好受。”

大姐夫由養魚想到種田，話就更多了，他說：“種田也是一樣，連續幾年糧食上不去，大家沒飯吃不說，連菜都沒有吃，天天是炒辣椒，直要等到入冬才能分點蘿卜。這樣下去怎麼能行？一年兩年還能挺得過去，長久了農民就受不了，國家也會添麻煩。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又不難，隻要從集體田土中劃出一小塊分給個人，由他們自己去種菜，生產隊也不用去管。你可能沒注意到，我在管理所後麵的空地上種了點菜，菜地不過巴掌大小，就是這麼一塊小小的地，我一年四季都有新鮮蔬菜吃。”

我下意識地朝管理所那個方向看了看，問大姐夫：“你私下種菜，難道沒人提意見？”

大姐夫說：“我的菜種在背眼的地方，不占集體的土地，附近的人又都是認得的，他們看見了也不會說的。不過時間長了還是有人到大隊去告發，大隊乾部就跑來找我，說你什麼時候種菜了？這怎麼能行？快給我拔了吧！我對他們說，我住在這管理所，生產隊不管我，你們大隊又不供我菜吃，我隻好自己種了點，你們如果連這點小自由都不給我，我在這裡怎麼活？這一小塊地是我開荒開出來的，原來雜草叢生，亂石成堆，我把它開墾出來種點菜，又不損害集體。他們見我這麼說，沒有理由說服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再做聲。有時他們嘴裡批評我，暗地裡到我菜地上摘一點瓜菜帶回去，巴不得我多種點。”

我對大姐夫說：“你這是搞自留地，搞自留地是政策不允許的，中央的政策“三自一包”不能搞，你今後可得留意點，再不要跟彆人說起。”

大姐夫不以為然，說：“我不怕，我一個普通農民怕什麼？我們農民從初級社到高級社，又從高級社到人民公社，搞的都是集體，集體越搞越大，農民的生活卻越來越差，搞了幾年，現在連吃飯吃菜都成了問題。這個情況上麵為什麼不下來查一查原因呢？□□那陣子，大家都把責任推給老天爺，豈不知人禍才是根源，瞎指揮，虛報浮誇，下麵搞的一塌糊塗，上麵竟信以為真。這些年我看來看去，覺得集體實在難搞，集體的田地也難種。為什麼呢？你看大家都在一個大鍋裡吃飯，僧多粥少，正應了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的故事。一個生產隊何止三個和尚？每天有幾十人站在田頭地邊，一站就是一天，功夫沒做多少，工分卻天天在記，生產隊又沒彆的收入，一個勞動日能值多少？我一個人在水庫裡，除了管水，還種了三畝水稻，除去上交大隊，剩下的都歸我所有，所以我種的水稻比生產隊的好，產量也比生產隊高。”

我從大姐夫的話裡產生了疑問，說：“養魚大隊不同意你包，種水稻怎麼同意包了呢？”

大姐夫說：“我種的是水庫裡的田，是水庫裡的水退下去後邊緣上的可耕田。這些田在我沒來管理所之前沒人種，是我來了以後才種的。起初大隊也不同意我包，他們不同意，我就不種，讓那些田荒在那裡，大家都得不到好處。他們後來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對我做了讓步，這都是我逼的，連公社都不知道。我一連乾了兩年，大隊有了額外收入，嘗到了甜頭。”

大姐夫得意地一笑，接著說：“我這樣做實際上就是包乾，如果生產隊的田土都像我這樣讓社員們包起來種，吃飯的問題不就解決了嗎，這樣一來，社員們才有奔頭，才有希望。人是有希望的，有希望才會去爭取，他們的積極性才會發揮出來。你看今年的水稻收成比往年好，大家都感到了希望，乾起活來比平時有勁頭。當乾部的看不到這些，他們不愛想問題，隻知道開會，乾什麼都聽公社的。”

我說：“這不能怪他們，他們是基層乾部，基層乾部不聽公社的聽誰的？黨的組織原則曆來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解放以來就是這樣的。”

大姐夫說：“你說的這些我不是不懂，可上麵的政策是根據下麵的實際情況製定的，萬丈高樓從地起，做為地方乾部不把下麵的具體情況如實反映上去，上麵的政策如何符合實際呢？身在基層就要替群眾說話，不能光做傳聲筒。所以我說，你去長沙讀書，有時間去省裡走走，把我們下麵的情況跟他們說說，有許多政策是從省裡來的。”

我說：“我去長沙讀書，哪裡有機會跟省裡接觸？我不過一個普普通通的學生，他們不會聽一個學生反映情況。對下麵的情況，他們自有渠道溝通，並不是你想象的那樣一無所知。最近有關農村工作和國民經濟工作的政策正在陸續下達，人民公社三級所有，獨立核算的權力下放到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據傳，安徽省有些地方正在搞責任田，還搞了點自留地，農民開始有了點小自由。不過這些還是傳說，還不是中央的政策。中央對農民和農村工作是非常重視的”。

大姐夫歎口氣說：“中央的政策再好，到了下麵就走了樣，有些政策我們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今天不是你說，我哪裡知道什麼三級所有獨立核算？不過，大隊也好，生產隊也好，集體經濟就那麼多，核不核算跟社員的收入沒多大的關係。”

我說：“你不要小看了‘三級所有獨立核算’這八個字，這裡麵可大有文章。你想想看，這三級所有跟吃大鍋飯是不是有所區彆？這獨立核算跟一大二公是不是有所不同？獨立核算把集體劃小了，把生產隊、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分開了，生產隊和生產大隊都有了一份自主權，有些事情可以不聽公社的。”

大姐夫這才點頭，說：“有道理，照你的解釋，中央的政策有些鬆動了。不過話說回來，我對中央的政策還是有些不放心，彆人都說中央的政策好比天氣預報，今天是晴天，明天說不定就變陰天了。對中央的政策，還有一個貫徹執行的問題，地方上有些乾部對中央政策不理解，有如在聾子頭上打響雷。我們農民講究實際，等到我們從政策中得到了好處，我才相信。”

大姐夫在跟我說的時候，時不時發出一聲歎息，從大姐夫的歎息中，我感覺到他對現實的無奈，從他個人來說，由於他的這份特殊工作，以及他的精明能乾，他的生活比一般農民要好些，他可以過上平安無憂的日子，可他不滿足，他不僅想到了自己，還想到了集體，甚至想到了國家，他在為國擔憂。然而他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是跟黨的政策相違背，他一個普通農民，不安分守己，偏要去思考彆人不願思考的問題，這無異杞人憂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