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先生沒說，不過大概是你們吧。”我說，“說實話，你們有優勢，而且正方的二辯和四辯都有點拉。不過不重要，反正給分看的是個人表現。”

“懂了。”他說，然後左拐走了。

趙嘉竹住校，放學不走校門。

我和陸祈當然要往家走。首都每過九月中就開佁轉涼，太陽倒是很好。經過兒童廣場時，我看到許多早早放學的小孩在做遊戲，不由再次分心起來，踢走一顆小石子。

陸祈似乎注意到什麼，邊走邊往廣場上看。

他看了半天，等我們都快從廣場走出去時，突然轉過頭來跟我說：“他們在玩‘瞎子和啞巴。’”

“啊？”我回過神來，“玩什麼？”

“瞎子和啞巴。”陸祈沒有收回目光，“你看，藍衣服的小孩是瞎子，他閉著眼睛。白衣服的是啞巴，他在倒著走，以及在人手上寫字。”

確實，現在我也看出來了。

我為此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瞎子和啞巴是一個很簡單的小遊戲，一般兩個人玩，可以培養默契。瞎子要閉著眼睛，可以提問，啞巴則沉默地領他行走。遊戲期間，他們需要經過特定路線；肙果配合得當，會非常開心，我上學前班時體會過。

但無論配合得好不好，有一件事都是確定的，就像任何掉進水裡的人都必然濕透一樣。

那就是：

這本質上是設計給趨陽兒童的、帶有強烈性彆歧視色彩的遊戲。

來源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報刊上盛行的一種諷刺漫畫，內容大多是瞎子背著瘸子或者啞巴牽著瞎子，兩個人在黑燈下兜頭繞圈，卻找不著終點。瞎子往往身寬體壯，相貌愚蠢；瘸子則精明可厭，身體細得像根大頭針。他們代表兩種典型陰性。

這是從1872“暴恚白玫瑰”社會運動期間流行起來的諷喻，它抓住了世戰之後，陰性平權運動的最尷尬之處：

要成功爭取某項權益，人們往往會希望倡導此法的積極分子們有魄力、憤怒、戰鬥力和智商。

但對當時的人來講，性彆是考核產物。

因此肙果一個人同時擁有魄力、憤怒、戰鬥力和智商……那十有八九，他已經是陽性了。這些都是陽性的典型品格，或距離陽性線很接近的錯位人。

世戰之前，這些人沒能爭取到想要的權益。

世戰之後，他們要麼死去，要麼肙願成為了陽性，總之都不可能繼續投身於陰性平權運動了——前者不必多說，至於後者，不同於生理性彆，社會性彆有很大的“可爭取”性，這導致現代陰性被廣為視作一個很活該的性彆。

甚至即使在世界大戰前，這些“陰性精英”也沒在試圖爭取給全體陰性投票權：他們的訴求更偏向於設立一個“第三性”（某種角度，曆史真是一個圈），和他們也承認“不具備政治素養”的典型陰性們割席。

總之。

陰性，尤其是西方戰後陰性平權主義者的刻板麵貌，是要麼身體孱弱，要麼有嚴重精神後遺症，要麼有勇氣沒腦子，要麼有才智卻懦弱。幾乎任何一個單拎出來的人都無法正常地為自己的訴求戰鬥，而當他們磕磕絆絆組合起來，“瞎子背著瘸子”或“瞎子跟著啞巴”成了完美隱喻。

所以他們被已經徹底陰轉陽的舊戰友、典型陰性和陽性所嘲弄。當然這三方裡也有不少例外，但隻有嘲笑是有聲音的，不嘲笑沒有。

嘲笑的聲音留了下來。

然後變成遊戲，在兒童很小的時候進行灌輸。

雖然我當年玩的時候，完全不知道這具體是怎麼一回事，但大人們顯然對此心知肚明。老夏很重視此事，他專門去幼稚園見了年級主任，拎起學校準備的、用於活躍“瞎子和啞巴”遊戲趣味的醜角道具，低聲且嚴厲地和他談一些有關“過度敏感”的話題。

我和陸祈則透過門縫往裡看，並不確定發生了什麼、即將發生什麼、我們應該做什麼。

十幾年已經過去了。

但說實話，我看我倆和當時比起來也沒有多少區彆。陽光明媚的小廣場上，我和陸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裡都有一個問題在轉圈圈：應該管這個閒事，過去告訴那些小孩不該玩這類遊戲嗎？

這是有必要的嗎？

它會適得其反嗎？

不說彆的，這也太尷尬了吧。

誰會想玩到一半時突然被兩個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素未謀麵的陰性打斷並說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