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朝廷的田租是“三十稅一”，即三十分之一的農業稅。

這麼大的差距，這些佃戶難道不會反抗地主嗎？

看起來漢代朝廷的稅收對普通百姓是很利好的啊?

然而當她這麼問黃安的時候，這個十七歲的少年，笑著搖了搖頭：

“哪有這麼簡單。女郎，於普通庶民而言，難以負擔的從不是田稅，而是算賦與口賦。”

即是人頭稅。

人頭稅，顧名思義，是人就要交。

凡事人丁，不論男女。十五歲以上稱為算賦，十五歲以下稱為口賦。

算賦與口賦從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始就要交，要追溯源頭，黃安就說不清楚了。

算賦於漢初還是很薄的，大家日子都能過。

也不知是從桓帝起還是從質帝起，或是從安帝時便開始了，口賦征收的年齡越來越小。賦錢也一年高過一年。

黃安：“近年來，算賦與口賦一年可不止交一次。不知道什麼時候，朝廷又有了什麼新的名目，便要再收一次錢糧。”

賦稅一般來說，是隻在每年9月征收一次的。

這時糧食已經豐收，農民手裡也有了積蓄，才有能力向朝廷上交賦稅。

這種製度在設計的時候是充分考慮了農耕社會現實的，但後續的執行卻是不受製度建設者控製的，隻要有一個皇帝昏庸，數以萬計的農民就要為此付出代價。

黃安：“庶民三年耕種不過蓄一年，哪裡來的多餘的錢財交多出的賦稅？

何況哪又能三年連年豐收呢？三年一荒再平常不過，那便是一分積蓄也沒有，不過是勉強度日。

這賦稅一加，交了就要忍饑挨餓，不交便要獲罪判罰，有的人家忍饑挨餓也交不起，隻好賣田賣地······”

黃月英：“那賣了地之後呢？沒有了地就能逃脫算賦和口賦了嗎？”

“當然不可······”黃安搖頭，“既然是按人頭算，人在賦便在。即便沒有田，田稅是沒有了，賦還是要交的。”

田地都沒有了，哪裡來的出息交賦稅。

而租下來的田地還要交一半的田租給地主，三十稅一都交不起的賦稅，二分之一的田租又怎麼可能交得起！

要想徹底逃脫賦稅，當然也有另一條路——賣身為奴，將賦稅轉移到主人身上。

漢律規定，豪強貴族家奴仆的人頭稅是普通庶民的兩倍，由作為主人的地主支付，相當於地主買斷了奴仆從事農業活動的勞動力，這製度設置的初心應該是為了限製豪強控製人口的數量，但······

漢代人頭稅的賦稅政策，從根本上說，是鼓勵越少的人占領更多的土地的。

一份人頭稅，錢數就是那麼多，那他名下三畝地和三十畝地相比，自然是三十畝地留下的產出更多。

田稅越低越有利於土地集中到一個人手中，於是土地兼並的主觀意願便達成了。

而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兼並的客觀條件也從一開始就沒有障礙。

因為亞熱帶季風氣候和階梯形的地理條件，中國本來就是旱澇等自然災害非常頻繁的國家，即便是後世那樣發達的農業灌溉和排澇水平，洪水乾旱甚至蝗災也都不時發生。

在古代，三年中有一年是荒年是非常正常的，相反，三年連年豐收才是不可能的事，這是古代勞動人民千年農耕生活與自然博弈總結出來的規律。

對於農民來說，荒年就必須通過儲蓄的糧食度過，那家庭兩年豐收的積蓄就全部沒有了。

一般情況下，皇帝會對發生災害的地區進行賦稅的減免。但隻減田稅隻會便宜了地主，而田稅低的情況下的人頭稅，又是國家經濟來源的大頭。

所以皇帝減不減人頭稅呢？

就目前看來，最近的兩任皇帝，非但沒有減，反而為了從民間收斂財富，是在不斷加稅的。

過於嚴苛的人頭稅迫使農民破產，沒有了田地的農民如果成為地主名錄上的奴仆，就要交兩倍的人頭稅，沒有地主會願意。

而成為地主的佃戶則不可能有餘錢去交賦錢，於是這些無法調和的矛盾，最終通過農戶從這個國家的人口中消失的方式得到了掩蓋。

一套從土地兼並到人口隱匿的閉環就形成了。

田和人都到了地主手裡，農民從給國家打工變成了給地主打工，百姓沒有錢，國家也沒有錢。

這其實也是黃家的發家史。

隻是啊······

黃安雖然是黃家的奴仆，但其實也是黃承彥教出來的，他對於這些殘酷的現實表現得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