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誰也沒能想到，哪怕我天天在和安迪學經濟學，但鑒於上班的硬性要求，每天和我在一起時間最長的就是所有獄警的頂頭上司哈德利。

在那天之後，哈德利幾乎是在躲著我走，即使是工作上的被迫會麵也沒了從前青眼有加的親近，而我對此則接受良好，不管他和同事們用怎樣的眼光看過來，我都能保持著最開始的狀態，懶懶洋洋，有些狗腿，沉迷看書。

最終，在一段時間的觀察後，同事們終於確定了所謂的同性戀傳言隻是諾頓的臆想和不知道哪個小子捕風捉影的告密，他們大笑著拍著我的肩膀，說這世界上絕對沒有萊斯利這麼正常的同性戀。

是的，在直男眼裡的同性戀無外乎那個樣子，娘娘腔，翹著小拇指，穿著女性的服裝擁有女性的舉止甚至還會去試圖用手術改變自己的性彆。就像埃納爾·韋格納[1]那樣，他們甚至會說埃納爾·韋格納的死亡就是上帝的審判，主絕不會允許那樣一個瘋子長長久久的帶領更多瘋子去奔往一條更加瘋狂的道路。

我無可避免的和他們一起笑，去解釋為什麼被諾頓審問的時候自己第一時間想到的會是哈德利。

“他是個好長官！而且要知道，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時間最長！”我高聲說出自己的解釋，環視了一圈坐在身邊打算來撬些茶餘飯後話題的同僚，眉梢一挑，補充道：“可能比他老婆和他在同一張床上睡的時間還要長！”

哈德利聽了這話瞪起眼睛，作勢要抄皮帶來抽我，我連忙從凳子上躥下去，躲在理查·高亞身後用浮誇的語調詠唱似的喊道：“哦——哈德利——親愛的哈德利——”

於是所有人又都哄笑起來，連洗衣房機器的震天工作聲也壓不住冰桶帶來的涼爽和藍帶啤酒清透的麥芽香氣。

但在歡樂過後，當我一個人回到圖書館的時候，卻不得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隻有我自己清楚，在諾頓要我念出那句話時，我腦海裡浮現出的第一個人跟哈德利沒有半根汗毛的關係。那是藍碧璽一樣的眼眸，目光深邃色澤卻清澈，每當陽光停駐在上麵會呈現出湖藍一樣靜謐的純粹，他的睫毛很長，會在浮光中投下細碎的陰影，而那點陰影總能在不經意的時候紊亂我的心思。

安迪·杜弗蘭。

老布的鳥發出一聲近乎突兀的啾聲，等我再次回過神時，紙上已經是他的肖像畫了，從嘴唇略微上翹的弧度到鬢邊發絲的走向，精致細膩，一分不差。

我閉上眼睛，從口袋裡摸出一根煙點上。這隻毫不怕生的鳥已經長出了羽毛，隻是和成年的鳥相比還不大豐滿。它撲騰起翅膀，搖搖晃晃的飛上我的肩頭，停在遠離那根煙的位置，歪著腦袋用左邊的眼睛看了會兒畫，又偏過頭用右眼看。

“像嗎？”我吐出一口嗆人的煙霧，低聲問他，那鳥從來不會買人的麵子，立馬嫌棄的飛走了。

笑意於是從肺腔裡順著劣質香煙氤出的薄霧漫上來，我抬起眼睛望向擺了金光菊的窗口。夜風從窗戶外灌入，在1949年的深夜，宇宙和我所身處的時代一樣爛漫而遼闊，每一縷星光都是穿越了幾億年而來，即使圖書館劣質而昏黃的燈令我無法全麵的觀賞整片天空，我也仍能清楚的辨析出北鬥七星和自己那與天幕中的北鬥七星一樣醒目的心思。

但這個心思不該屬於這個時代。

我清楚安迪·杜弗蘭的背景，青年銀行家，年輕有為，曾經有個美貌的嬌妻，但是好景不長，他在某一天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和職業高爾夫球手，也就是她的高爾夫教練格林·昆丁勾結，給他戴上了一頂鮮綠的帽子。於是憤怒地銀行家在酒後做出了完全不合乎理智的事情，他用一把點三八口徑的□□殺死了他的妻子和妻子的情夫，連開八槍，一人四下。以至於第二天《波特蘭太陽報》以鬥大的標題怒吼著寫道：給他四槍，她也四槍！

實話實說，假如讓我對這個監獄裡的犯人有什麼評價的話，那麼我會說，安迪·杜弗蘭是為數不多的真正無辜的人。事實上無論是誰，跟安迪學的越久，他就越能相信這個推斷，若是讓安迪來解決自己老婆出軌的事，連老布都認為相信即使喝了再多的酒，這位前青年銀行家都不會去選擇那麼極端的解決方案。

因為憑借安迪的能耐，他可以輕而易舉的讓他老婆淨身出戶，或者通過經濟上的手段令他老婆的情夫在短短幾個月內一貧如洗。

但我個人的相信並沒有什麼用，美國錯綜複雜可操縱性極強的司法程序並非一個小獄警所能伸手，如果說這件事情有什麼和我相關的地方，那麼一定是——安迪·杜弗蘭，他是個曾經有老婆的，不折不扣的直男。

桌麵上的陶瓷杯倒映著一個青年獄警的影子，杯子是安迪在那次痛揍博格斯·戴蒙德後安迪送給我的，普通的瓷質，雪白，溫潤。杯麵上獄警的倒影被微微拉長，顯示出一種近乎可怕的瘦削。沒有肌肉，沒有歐美人最愛的壯碩身姿，他的臉色蒼白，眸色淺淡，哪怕長著出色的骨相卻仍像個青澀的，二十出頭的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