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初春從Ann Corio[1]要來俄亥俄州演出的消息傳開開始，作為一些有正常性需求的男人，演出那段時間有無數獄警試圖請假，甚至不惜向同僚借錢去一睹脫衣舞皇後的風姿，我對此表示理解但並不感興趣——在我的時代，女星們身著泳裝，風情萬種的姿態在網上實在是屢見不鮮，就連各種沾了點兒顏色的小電影也能輕而易舉的找到，如果你學會用一些小軟件，甚至可以直接去某個橙色的P字頭網站去看個眼花繚亂。

這個年代的脫衣舞仍屬於滑稽歌舞雜劇，還未曾徹底淪為曖昧和桃色暗示的附庸，在我眼裡她們的舞蹈不會比普通歌劇更有意思。我承認我隻是個站在時代的巨人肩膀上傲然蔑視他們的小人物，但這並不妨礙我在獄警中因為接下各種替班的活計得到了一個好名聲。

尤其是哈德利，在我連續第三天代他上夜班後，我帶著一點令人意亂情迷的曖昧香水味回到監獄的頂頭上司甚至給我帶了一支鋼筆。

“你跟那個安迪·杜弗倫——”

我下意識的糾正他：“安迪·杜弗蘭。”

“好吧，安迪·杜弗蘭，”他瞥了我一眼，對我的小小僭越之舉並不多加責怪：“學的怎麼樣了？”

“聊勝於無。”我想了想，看在這支鋼筆的麵子上找了個哈德利大概會感興趣的方麵說，“稅法實在是個很令人頭痛的東西，所得稅遺產稅失業稅……山姆大叔為了多拿走我們哪怕半個字兒都要設立一條新的政令，乾什麼都要交稅……他們乾脆把吃飯喝水寫上一句也要交稅得了！”

“他們巴不得，”哈德利的手搭在椅背上，男人仰頭喝了一口啤酒，冷笑一聲，“你以為吃飯喝水不用交稅嗎？隻不過是因為我們吃飯喝水的稅由賣給我們飯和水的人去交了。”

我瞠目結舌，為這片土地上連一個獄警都有如此見識而大受震撼。倒是哈德利在聽完我的話後仿佛對我的學習進度有了新的認知，男人順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手勁大到發出清晰地拍擊聲，“你確實該學學，這些是最基本的。”

大約是因為他已經送了我一支雜牌鋼筆，所以我的替班就成了理所應當，他工資照拿，我的假期一天沒加。

長時間的連續工作導致我在上課的時候——在上一節一對一的課程時都險些撐著手臂睡過去，等我回過神時安迪正站在我麵前無奈的看著我，而我手裡的鋼筆已因過長時間的在紙上停頓洇出一片濃黑的墨漬。

“……抱歉。”我連忙放下鋼筆，近乎狼狽的去擦手指上蹭上的墨水，直到此時我才發現紙上的筆記已經完全記成了一個我看不懂的樣子，鬼畫符一樣的單詞重重疊疊又或者連成一線，假如將這篇文字拿給‘沒有這個局[2]’去破解，想必會令全美國最頂尖的數學家們也束手無策。

“今天先到這裡？”安迪放下書和他的那份講義，用一個肯定語氣征詢我的意見。

安迪是個十分擅長在人容忍線上探頭探腳的人，大概是因為很清楚我不會把他怎麼樣，到現在他已經連長官的稱謂都省略了，除了製服上的區彆和他不得不給我這個蠢學生講課外，我們在相處時幾乎沒什麼身份差異。

我鬆了口氣，索性靠在椅子上閉目養神，椅子有點硌，但在疲憊至極的睡眠需求下我幾乎無暇他顧，最後一個念頭是在近乎本能的叮囑安迪：“對彆人……彆的獄警不要這樣，他們可不是那麼好說話。”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在睡著之前，我聽見安迪似乎短暫的笑了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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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在圖書館弄了一個破瓦盆，用來養一株金光菊，很難想象監獄裡居然會有這樣的花，安迪翻了圖書館裡一大半的各類書籍才找到一本和植物主題相關的書，最終那盆花被放在了陽光最足的窗口。

大概是在監獄悶得太久，以至於這周末的休息時間我難得的想出去逛逛，不過逛了一圈的結果令人遺憾。

若非設身處地，旁的人很難體會到這種感覺，我走在街頭，來來往往的不是黑發黑眼的同胞，而是黃發白膚的歐美人。那些走在大學裡都會或多或少引起些許注視的人們充斥了我整個視線，並令我的‘輕度歐美臉盲證’逐漸向中度滑去。如果說監獄那個小空間還能讓我略微麻痹自己，那麼在這個大的世界，我不得不花上略微多的精力去模仿如何做一個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