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達北京的時候已經是九月末，幾乎是在找到落腳點後，我就被迫投身於各種各樣的文件投遞之中。我不清楚要怎樣才能獲得正當的會場入場權利，兼又舉目無親，因此隻能選擇最愚笨的方式——往所有我能想到的，我所知道的機構和官署投遞信件及簡曆，試圖打動他們，以此得以入場觀看國家成立的曆史性的一幕。

信件皆來源於手寫，中英文雙份，簡曆也是我自己動手繪製並書寫的。我從未曾如此想念二十一世紀的電腦，打印機和複印機，也從未料到高中畢業後的自己還會有一天被迫寫上這麼多字，可我寫的熱血沸騰，充滿希望且無怨無悔。

但最終，所有的信件都石沉大海，我所暫居之處的老板天天看著我夾著一堆文件來來往往，似乎對我的身份產生了些許懷疑，於是在九月二十七日的晚上，當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屋裡時，看見的就是身姿筆挺，目光冷酷的軍人。

所幸我背包裡的信件和簡曆還剩一半有餘，那位應該是一名團長的軍官在挨個檢查過文件，又當著我的麵帶著手下的士兵將我暫居的小屋翻了個底朝天，連磚縫都沒放過卻未能搜出一份可疑文件。沒有找到半枚子-彈後，終於相信了我真的是個腦袋抽風到幾乎花淨存款，隻為了來中國看一場開國典禮的美國平民。

“為什麼非要看典禮？”他將我的護照和一應文件遞還回來，冷硬的眉眼略微柔和下來，孕上些許疑問。

“因為……”我換上中文，直視著他的眼睛，認認真真的回答：“我深深地，深深地愛著這個國家，愛著這片土地。”

軍官無聲的和我對視，在我吐出字正腔圓的中文後有一瞬的訝異和動容。在長久的沉吟後，他稍微偏了下腦袋，身後立刻就有一位士兵走上來，替我提起了他們為我重新整理好的行李。

“僅憑這些文件我們無法確定你的真實身份和意圖，所以很抱歉，您不能前往天安-門前的主會場，”軍官說，“但你可以去稍遠一點的地方進行眺望，我會派出一個班的人去保護你的安全。”

讀作保護，寫作監視。

我忽然憤怒起來，一股不可名狀的怒火和悲哀幾乎在瞬間湧上我的胸膛。有那麼一瞬間，我想扒開這身皮囊給他看，給他看我烏黑的頭發，黃色的皮膚。我想剖出我的骨血，讓他清清楚楚的看見銘刻其上的萬裡長城的脈絡，我想剜出我的心臟，給他看在那裡深深紮根的赤紅的信仰。我想趴在他耳邊大聲怒吼，告訴他我是你的同胞，我是來自七十年後這片土地上的中國少年。

我想告訴他……想告訴他……

“……沒有問題，長官。”我的語言不知何時又切換回了英語，聲音低的像是一朵沉翳的烏雲壓在漫漫無邊的天穹邊緣，卡在了喉嚨下方。

最後我搬進了北平市第一招待所，門口還配有四位士兵兩兩輪班製把守，壞處是哪怕是出門喝碗豆汁兒都有人盯著，好處是在這兩天來一次都沒迷路，哪怕我進故宮裡逛了一圈兒，兩位當值的士兵都會跟著買票進去，在監視的同時順便幫忙指路。

我的萊卡相機似乎總能引起他們的無限警惕，大約是先前日本所謂考察團來訪，實際上卻是勘測地形的原因所致。於是每到晚上進入房間前我都會大大方方的把相機遞給他們，“請問你們這裡有暗房嗎？先生們？我想把照片衝洗出來。”

這四位士兵無一不是聰明機靈之輩，幾乎轉瞬就能明白我的暗示。都在我遞出相機時立刻表示“我去找相關人士幫你洗”，然後小心翼翼的接過相機帶走，第二天早上再由換了班的人把相機和洗出來的照片一起帶回來。

對於相片是在哪兒洗的，是誰洗的，我則從來不加多問。可能是我這樣配合至極的態度令兩位士兵略微放下心來，終於，在十月一日的早上，在我起了個大早還在對著行李箱研究在三件襯衫裡穿哪件時，走廊裡傳來了一陣低低的交談聲。

我緩緩停住動作，還不等發問，就聽見房門被輕輕地，極富節奏的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