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了一聲，仰頭悶掉這杯冰水，在桌上放下一張兩美元[1]的紙鈔：“水和小費。”

如果你問我來來回回的在安迪麵前報備行程是否麻煩，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馬洛的酒吧離監獄不遠，卻也沒那麼近，我在夏天這個隨隨便便就能把人悶出熱汗的季節，開著一輛顯然不會有冷風的車急匆匆來回一趟，回到監獄的宿舍時當然隻想栽到床上好好的睡一覺，再衝個涼爽的澡繼續我的晚班。

可是你還記得安迪是怎麼進的監獄嗎？

他的妻子——波特蘭某家大銀行的信托部副總裁的夫人，一位交遊廣泛的美麗名媛出軌了她的高爾夫球教練。當時的新聞為了體現出安迪的罪大惡極在細枝末節處寫的很明白，在安迪遇害的前妻與前妻的情夫被殺位置附近的岔道上，警察找到了三樣物證：兩個有著安迪指紋的空啤酒瓶、十二根煙蒂以及輪胎痕跡。同時，在安迪告訴陪審團的話裡，他承認自己因為太太和鎮上的高爾夫球教練有染而酗酒，甚至想過自殺。

這對安迪這樣的理智人而言是近乎失控的事。

我從不去問關於他入獄這件案子的細節，即使我堅定地相信安迪不會殺他的妻子，但假設由我開口詢問這個案子，對於安迪來講無異於某種審問或者逼迫：作為差不多處在現任戀人這個位置上的獄警，去問他可以生殺予奪的犯人男友對方殺死前妻的經過，肯尼迪腦洞大開的笑話都不會比這更加黑色幽默了。

然而不去問卻不代表不能理解，我不敢確定在那些沒有娛樂，也沒有目標進行忙碌的漫長黑夜裡安迪會不會想起他的前妻，不過從他能因為聽說我和馬洛過夜就失去了一直以來的包容和冷靜，近乎尖銳的對我進行詢問來看，我的經濟教授顯然無法接受第二次的背叛。

這是件非常幸運的事：在安迪被前妻狠狠背刺一刀後，他沒有直截了當的把愛情和忠貞全部扔進某個不為人知的垃圾桶裡。在他語氣鋒利的質問時，我知道他真正想說的是“告訴我，向我發誓，你沒有背叛我。”

那是近乎悲哀的質感，比起想要將人割傷撕碎的憤怒，更像是哽咽和痛苦的自我質疑。

所以在我所仰慕的人為了某件事有幾乎ptsd的過激反應時，我在這件事上過激的保護他也沒有什麼問題。

終於，在我這個月裡第七次帶著滿身的灰塵和熱氣，像條筋疲力竭又燥熱無比的大型犬一樣趴在安迪麵前後，蓋茨比先生那邊終於傳了回信。

科迪開了將近兩天的車，一路從紐約開到俄亥俄州親自把布料送到我手裡，連帶著又一封裝了五千美金的信封和一個簡短的單詞。

“all”

“等等，這錢是——”我被這個簡短的單詞驚得不輕，回憶起那三四十張設計稿，在大熱天硬是嚇出了一身冰涼冷汗：“科迪，蓋茨比先生得告訴我工期！”

如果不沒日沒夜的加班，即使是有五六個人的團隊，也沒法在一個季度內趕製出三四十件款式不同的訂製服裝！

“蓋茨比先生說隨意，你可以一周或者兩周給他郵寄一件，他按每件五百美元的尾款進行支付。同時如果您有新的設計稿也可以給他發過去，這部分可以另算價錢。”

科迪對待我的態度顯然與之前大不相同，他彬彬有禮的細致回答：“但是有個要求，您的每件作品都不能在一年之內做出相同款式進行售賣。蓋茨比先生說他相信您的品格，所以合同就暫時不用了。這次的錢是設計費用，如果您覺得不夠可以致信給他。”

“不，很夠。”在意識到蓋茨比不是讓我再夏天結束前把所有服裝製作完畢後我冷靜了下來，在冷靜之後又迅速意識到了另一個問題。

稅率。

如果蓋茨比現在將這筆錢交給我，我的收入顯然要邁入高收入人群的行列。為了不繳納過高的稅賦，在這一刻安迪幾乎跟我站在了一起：“但有一個不情之請，我希望蓋茨比先生將這五千美元和那些衣服的錢換個對象支付，鑒於我現下可能需要創辦一個公司，以避免個人稅率上升到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