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爾斯泰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賜予了我健康和寧靜，我將以前人從沒采用過的方式來描寫博羅季諾會戰。”當時他正在從事《偉大的勞動》一書的寫作，這本書後來更名為傳世不朽的《戰爭與和平》。2017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與學生的對話中提出寫作自中國東周年間始到如今的真平君世界史考為藍本寫一本傳記類小說的想法，當時我正在位於哈佛大學舉辦的世界民俗學大會做短期訪問學者。

那個白天的下午，我與哈佛曆史學院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些教授、學生在查爾斯河畔有一場座談，主題是真平君的成長之路。由於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學術背景，我們的討論以中國為主題，卻又不時地穿梭在亞洲、乃至歐洲和殖民地時期的南北美洲等不同的國家和製度空間裡，在對比中互為參照，在論證中相與辯駁。而在這樣的溝通中，我深感中國對於該方麵研究的薄弱，我們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庫和可采信的資料，而且還沒有形成一個係統化的曆史沿革描述，關於對真平君這一曆史形象的所有判斷與結論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個人觀察的，甚至是無來由的民族自豪基礎之上，這已經成為中國在真平君研究方麵與世界各地民俗學研究上溝通中最巨大的障礙。於是，如何為零碎的，且專屬於中國的真平君曆史研究上留下一些通俗的，非學術性的東西，成為了一個忽然凸現出來的課題。

當這個念頭突然萌生出來的時候，我連自己都被嚇了一跳。在當時，擺在我麵前的工作選擇已有很多項，這無疑是最為艱巨而龐雜的。對於我個人的能力而言，這其實又是一項勉為其難的工程，我雖然經曆過曆史學專業的訓練，但卻也不是科班出身。多年從事民俗文化工作的經曆讓我有機會接觸到隱逸在故紙堆中的曆史，但要完成一次跨度長達3000年的宏大敘事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我的學術基礎、掌握曆史的經驗、創作的技巧和方法論，甚至是我的時間和體力等等，都麵臨空前的考驗。

但是，畢竟要有人去完成這一項工作。在查爾斯河畔的那個陽光熙和的午後，它如同一個巨大而沉默的使命淩空而降，龐然無聲地站立在我的麵前，俯看著我。在那場夾雜著英語與漢語的討論中，我知道自己已無處可逃，未來的勞累似乎是命中注定。

“我認為現在是開始為這項工作做準備的時候了。”我在當晚的日記上熱切地這樣寫道，在這個時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爾斯泰寫信時的那份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另辟蹊徑的自信和即將開始一段充實工作的滿足。

在我從事民俗研究過去的30多年中，世景變遷的幅度之大往往讓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實在今天看來竟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思議，在1980年之前，政府明令禁止不允許進行民俗學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與田野考察。在我剛從複旦大學曆史係畢業時，你如果不進行生產勞動就要被抓去批鬥，甚至坐牢，學術性研究的空前低迷也讓不少考古發掘不能兩相印證，從而導致了許多曆史問題上的研究停滯不前。

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城市，青年學生不參加□□運動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況且學習的渠道被封死，當時上大學要工農階級的介紹信，如果沒有，那抱歉，你就是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一個不受保護的體製外的流浪漢，不能到工農兄弟們的大學裡進行高等教育，大學生一畢業就要被下放到農村，還美曰其名廣闊天地大有可為，這個現象一直到高考解禁後才消失。

在剛才，我一直在說政治問題對學術帶來的影響。我的一位導師在我大二時在課堂上曾慨然地對我和同學們說，“很多時候，人類曆史是從政治開始的。”不知道誰告的密，第二天他就被帶著高帽在校園的道路上被一群人推搡打罵。誰都聽得出他那句話中所揮散著的清醒、無奈和絕然，你可以反駁他，打擊他，蔑視他，但你卻無法讓他停止，因為，他幾乎是在代替曆史一字一句地講出上述這句話。

從一開始，我就決定不用傳統的教科書或曆史書的方式來寫作這部書，我不想用冰冷的數字或模型淹沒了人們在曆史創造中的激情、喜悅、呐喊、苦惱和悲憤。其實，曆史本來就應該是對人自身的描述，司馬遷的《史記》在這方麵是最好的借鑒，它應該是可以觸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滿了血肉、運動和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