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基爾留了一段時間，看了海事博物館和海灘的自然風光就走了，一路貼著海岸線，離開德國之前去了一趟漢堡，在回到法國之前還看了一眼尼德蘭和比利時。到家以後兩個人都是身心俱疲的。

畢竟誰能想到旅個遊還能碰上實戰啊。

關注著我中國社交媒體的舒爾茨一看見我IP回到法國就急忙給我打了個電話，給我留了一天時間收拾東西，第二天就要跟我碰頭。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這麼急，按理說一個跟我不相乾的人也不至於到這個地步。

所以我們又坐到了塞納河左岸不知道哪個咖啡館裡，一人一杯拿鐵，隔著一張桌子一副要簽訂凡爾賽條約製定施裡芬計劃的樣子。

“那個女生的信息我大概找齊了，韓曉薇，齊魯大學醫學院本科生，年紀比你小，身邊那個弗裡茨的名字叫埃爾文，關於那個埃爾文更細的信息都比較模糊。”舒爾茨說完基本的，把一邊的電腦拎到桌麵上打開，把屏幕轉向我：“這是關於那個埃爾文的具體的東西，你看著覺得怎麼樣？”

我把手指放在觸控板上劃了劃，大概瀏覽了一遍，然後真誠地說出了我的看法：“這個人像是突然冒出來的。”

的確如此，一個德佬溯源溯到德國居然還隻是正在通過永居申請，想想都離譜，而且在種花的資料也是二十歲之前就語焉不詳，身份證號看著都奇怪像亂碼，要麼是突然冒出來的，要麼是同行在行動。

“我也覺得，我把他的清晰正麵照和隆美爾年輕時候的照片處理以後扔到ai識彆裡，識彆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他們兩個生物信息完全一致。”舒爾茨把電腦屏幕轉回他麵前，一邊捅咕觸控板一邊總結道：“那也不能是兩個人了，他們就是同一個人。”

“我就知道。”我喃喃著喝了一口拿鐵，轉頭去看大落地窗外的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