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Bati警官，我想聽你評論一下同為ICPO的同事，Rui·Costa教授。”

“糾正一點，他是副教授。”

從上周開始，整整兩層樓都在傳播著一個小道消息，ICPO的兩位外籍警官——Batistuta警督和Rui·Costa教授不合。

這種程度的小道消息本不應該算什麼大新聞，但若其中一方是葡萄牙的心理學家，就值得傳上一傳，如果另一方碰巧又是Batistuta這種大人物，哦這看起來並不比一個凶殺案更勁爆，但也差不太多。

你可以不喜歡Rui·Costa教授，是的，誰都可以不喜歡他，葡萄牙人性格稍微有那麼一些不合群——那種不合群是建立在某種人生觀、學識或者一些根本就說不上是什麼的氣場上的——但絕對不至於令人反感或者厭惡，相反，大多數人並不認為這種“由於受教育程度不同而導致的氣質方麵的差距”難以接近，前台的接線女郎、更夫和管倉庫的老頭都會實實在在的告訴你，Costa教授是個平易近人的好人。

反觀Batistuta警督，這位阿根廷人也是個好人，另一種方向上的。他有相當資本的領導能力，又能心平氣和地同最底層的人員交流，他有的時候會有那麼一點點暴躁，但更多時候Bati警督是略為靦腆的，他隻是帶上了ICPO特有的乾練嚴肅風格。

這兩位精英沒有起摩擦的理由，Rui·Costa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他們最多在午飯時間有不到三十分鐘的相處，況且Costa教授並不經常去食堂吃午飯。

捕風捉影的小道消息就是從這句“他是副教授”開始的，接受晚報專訪時Bati警官非常嚴肅地對同為ICPO的工作夥伴Rui·Costa的頭銜進行了糾正，可他本不需要這樣做。

於是第二天的八卦總結為——Bati警督也想要一間獨立的辦公室。

對這件事情，Rui即使算不上“毫不知情”，那他至少也“毫不在意”。葡萄牙人更多的思考時間都用來鞏固自己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對他來說那是永無止境的課題——現在坐在他麵前這位學者一般的中年人已經對其動搖了三十分鐘之久。

“Rui·Costa先生，很抱歉您隻是我作品中的一個人物，是的，您不相信也罷，我並沒有把您構建成一個輕率從不懷疑的人，您對我的語言所做出的懷疑是完全正當的，這正是我寫作這部作品的本意。”留著山羊胡子的乾瘦中年人語畢微笑，端起Rui為他準備的紅茶一飲而儘，“至於您所說的刑事案件，我再次重申一下，這是我的作品，我把任何人寫成死者都不過分，您不懂什麼叫做文學藝術嗎？是的我吊死了可愛的小卡琳，這是情節的一部分，包括我現在在這裡被當做精神分裂患者同您談話，這些都是早都設計好了的情節；我能理解您知道自己隻是一個虛擬人物的可悲心理，我對您深表同情，當然，您依然可以把我當做精神分裂患者來看，一位作家需要體驗更豐富的生活才能將作品賦予靈魂。好的，在這本書裡我是犯罪者，你們指控我，□□我，等我把故事寫完我自然就回到自己的世界，而您，可憐的Costa先生，您就不複存在了……真遺憾，我認為您是我構建的十分完美的角色，在下一部小說中會為您提供更多的出場機會。好了，Costa先生，我要講的就是這些。”

Rui強壓住頭部緊繃的神經，努力讓自己放鬆心態，對方是神經分裂患者中最難纏的一種，這種人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觀和強大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主宰能力，通常很難找到擊碎對方自信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