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五十年十月，正值多事之秋。

最近，朝堂上接連發生了幾件大事。

第一件事，則是皇上以丁和泰有病為由，將其的步軍統領之職解去，同時任命黎多科為步軍統領。而丁和泰被解職沒幾天，皇上便在喜秋園召見諸位文武大臣等，宣稱：“諸大臣皆朕擢用之人，受恩五十年矣，其附皇太子者，意將何為也？”於是，當場逐個質問刑部尚書柳世武、兵部尚書容通文等。眾人矢口否認結黨，皇帝帝令鎖拿候審。另外，命將已經解職的步軍統領丁和泰，拘禁宗人府。

這是皇上對皇太子結黨的一次重大打擊。

而起因，則源於有人向皇上進言說，“太子的門人越發放縱，甚至還有什麼‘天無二日’的狂悖之言！”

這言之鑿鑿的指控，分明就是在暗射太子有謀逆之心！此心思不可謂不毒辣。

時至今日，皇上和太子之間早有隔閡，而皇上心裡最最擔憂的無非就是太子按捺不住，有不臣之心！所以這一進言，無疑是擊中了皇帝的痛楚！

太子被打擊，又豈會甘休！查出了向皇上進言之人，他便開始了他的報複！

不久後，第二件轟動朝野的事情發生了。

左都禦史趙申喬以“狂妄不謹”的罪名彈劾新科編修戴名世，謂其“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逞一時之私見，為不經之亂道，……今名世身膺異教，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書削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側清華？臣與名世，素無嫌怨，但法紀所關，何敢徇隱不言？……”

皇上遂命刑部審核此事。刑部官員從《南部集》中找到了“罪證”。

其實這些個罪證，多是穿鑿附會。

戴名世是在明宣四十八年以會試第一名，殿試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俗稱榜眼）被授翰林院編修，在京供職，參與史館的編纂工作。此次因《南部集》中錄有前朝大經之事，他記錄頗多，被禦史趙申喬參劾，以“大逆”罪下獄，多有冤屈。

當時，因為前朝大經的資料散逸頗多，有些又失於記載，因此尚無人能寫前朝大經之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負，他很想仿效《史記》形式，作出綱目，然後廣泛搜羅資料，相互參證，力求真實，寫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因此他廣遊燕趙、齊魯、河洛並江蘇、浙江、福建等地，訪問故老，考證野史，搜求前朝大經逸事，不遺餘力。一時之間，文名播於天下。明宣四十一年，戴名世的弟子尤雲鶚把自己抄錄的戴氏古文百餘篇刊刻行世。由於戴氏居南部岡，遂命名為《南部集偶抄》，即著名的《南部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江南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同類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正是這本書，使戴名世流芳文壇，得知己無數，卻也使他遭致殺身大禍。

而此案株連數百人，震動儒林！

很多人覺得戴名世之所以被彈劾，主要是因為他為人孤傲不羈。平日，他對達官貴族和那些所謂“欺世盜名的無恥文人”表現出的痛恨以及輕謾。還有，他在《南部集——北行日記》中就說自己常“酒酣論時事，籲嗟咄嘻，旁若無人”。這些犀利的言辭，難免會觸動一些人的“隱疾”，所以遭到忌恨。

但事實並不止如此！

忌恨或許是個理由，但還不至於鬨到如此田地。

此事的爆發，有一個更大更根本的原因——戴名世的好友，是何焯！

何焯此人，是有名的書法大家，他與陳重光、薑晨英、汪士鴻並稱為明宣年間“帖學四大家”，而且他還是皇八子秦空的老師。此事引發最主要的原因，則是由於太子為了之前的事，懷恨在心，耿耿於懷，勢要打擊皇八子一黨！

說到底，這兩件事情都是皇儲之爭的延伸而已！

“南部集案”發生後，由於涉及麵太廣，打擊範圍過大，士子之心不穩。而此刻，正可謂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有折子遞上說，江南又發生了一件聳人聽聞的大案！

奏折中說：“江南本屆鄉試出現了舞弊大案，副主考官趙晉受賄十萬兩紋銀，出賣舉人功名。閱卷官王曰俞、方名合夥作弊，正考官左必蕃知情不舉有違國法。為此江南士子大嘩，輿論紛紛，民憤難平，請求從速查清弊端，嚴辦賄官，以定江南士子之心。”

這封奏折好似一個晴天霹靂，使皇帝震驚不已！

皇帝萬萬不願相信，在江南禮儀之鄉會出現這樣的劣跡！

但是，事情好像專門和他開玩笑一樣，皇帝又於密奏卷內發現自己最寵信的坐探、蘇州織造李述的奏折，詳細地講述了江南科場舞弊，民情鼎沸的情況。奏折中說：“舉子們出於義憤，把考場匾額上的“貢院”兩個字塗寫成了“賣完”，還有一群考生竟將財神廟裡的財神泥像抬到了夫子廟裡，江寧城內萬人空巷，觀看考生們抬著財神爺遊街。”

皇帝看到這裡已經怒火填膺，偏偏在奏折裡麵又飄出了一張小紙條，是李述抄錄的一幅揭帖對聯：“左丘明雙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這分明是指斥主考官左必蕃對舞弊行為視而不見，副主考趙晉膽大妄為，貪贓枉法。

此時，皇帝再也無法忍耐了，手中的龍泉窯青花茶杯，被他狠狠地擲在地上，摔得粉碎。侍候在旁的宮娥和內侍都嚇得魂不附體，他們齊溜溜地跪下，戰戰兢兢地輕呼：“萬歲息怒！”皇帝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揮手令他們退下，自己坐在龍案前發下了一道禦旨：“令戶部尚書張鵬翮、漕運總督赫壽為欽差大臣，火速趕赴江南，務將科場案徹底查清。”

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張鵬翮，是在淩晨接到皇帝的聖旨的。他自知皇上一向對自己絕對信任，而且他也知道當今皇上平生最重視籠絡天下士子，之前的“南部集案”已經動搖了士子之心，若這次自己負責的科場舞弊案再不能徹底查清，必然會遭到皇上的痛責嚴苛！於是他不敢怠慢，接旨的當天下午就與赫壽一起趕赴江南。路上二人議定，一定要快刀斬亂麻，將行賄的人犯一起緝拿嚴懲。

由於這個案子發生在江寧，為了避免江寧有關人員的糾纏，也為了不受江南各衙門的乾擾，他們決定不在江寧審案，而將行轅設在揚州。第一次會審是在揚州欽差行轅進行的。兩江總督葛禮、江蘇巡撫張伯行奉旨陪審。

堂上詢問時，副主考官趙晉當堂供認受賄黃金三百兩，閱卷官王曰俞、方名也供認徇私舞弊，將在卷中做了暗記的程光奎、徐宗軒、吳泌等點了舉人。

案情到此時脈絡已經清楚，三個考官當堂被革去功名，收監看管。下麵隻要取出吳泌等行賄者的口供，將受賄錢財數額查清，就可結案了。

張鵬翮正為這個案子審得順利而慶幸，卻不料在審訊行賄人程光奎、吳泌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得波瀾突起，案情一下子又複雜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