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到現在都清楚的記得，1979年的那個酷熱的夏季，我第一次見到金在中時的場景和印象，讓我如此深刻，以至於隻要我回想起來，仿佛皮膚還能感受得到夏季粘膩潮濕的感覺，以及——他讓我感到害怕，一種從肚子裡麵不斷的向上升騰想要爬出我的喉嚨發出尖利嘶叫的害怕，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在抗拒著那個人。

我後來也曾親口，用最無情的話語告訴他，傷害他，“你知道嗎？你讓我感到害怕。”

可直到今天，從那之後的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那不是害怕。

而是一種陌生的吸引。一種又遠又近的感覺。

但在那個時候，幾乎所有人都害怕他（我那時候不懂，其實他們害怕的，不過是金在中的父親而已）。他們都稱金在中為小痞孩。

在我都不曾注意的情況下，我經常默默的觀察著他。我經常看他走在人行橫道上，低著頭，校服穿的鬆垮垮的，單肩背著書包。那種從未被給予的自由使我感到嫉妒。每一個小孩都會被大人以非常嚴厲可怕的口吻警告，街上有很多強盜、毒販還有拐賣小孩的甚至是□□犯躲在暗處伺機行動，但金在中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

隻要有他在的地方，所有人的行為都會變得很古怪，老師們會假裝忽略他，他在教室的時候大家都會異常安靜，課間休息的時候孩子們都聚集在大操場上，那是一個被欄杆包圍起來的空地，小孩們三五成群的玩耍，而當金在中靠近的時候，等待著蕩秋千的隊伍會沉寂下來，默默的給金在中讓出位置。

所有人都清楚這是為了什麼。

就是在同年，在我八歲的時候，我們的總統遭到行刺身亡，舉國上下一片哀聲沸騰，短暫的表麵的和平被那一聲槍響打破了，人們都不敢相信，在這片土地上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那位執政長達十八年之久帶領我們的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經濟騰飛的總統就這麼被射殺了，人民的悲痛並沒有持續多久，曆時九天的國葬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兩個黨派之間的殘酷的鬥爭，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的父親鄭智勳——舊黨派的積極分子——那位不幸被刺殺的總統的最心腹的檢察署的檢事總長，在新總統成功即位之後，立即被革掉官位，並以非常屈辱的方式，“流放”到了最南部的地方上——全羅南道的光州，去擔任一名小小的檢事長。

我父親稱之為“流放”。

我的父親一向是個沉默乾練，從來不行於色的一個人，他為了這個國家和上一位總統勤勤懇懇工作了十五年之久，才當上檢事總長不到兩年，就被新總統以羞辱的方式被趕下台。

那是我第一次見他發了那麼大的脾氣，不顧在旁邊勸慰的母親，他喝的滿臉通紅，摔了酒瓶，嘴裡不斷咒罵道：“老子辛辛苦苦讀了那麼多年書，就為了從那個小地方出來，來到首都漢城，現在那些家夥，不知死活的家夥是故意的，故意把我打發回那個地方！他們隻是為了羞辱我！”嚇得我不禁摟緊了在我懷裡大哭的隻有五歲的我的妹妹智慧。

我知道我們家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隻是我沒想到，這個改變，不僅僅是對於我的父親，我的家庭，更是對我本人，幾乎是改變了我八歲之後的全部人生。

就這樣，我們幾乎是片刻不停的收拾了我們所有的家當，甚至第二天就從我隻上了一個月不到學校裡退了學，在1979年的夏末，我們坐上了父親那輛已經非常老舊的國產車。在上車的時候，我有點不知所措的問：“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回家。”母親手上不停的往車子後麵搬運行李，一邊低聲回答，“回光州。那是爸爸媽媽的故鄉，你忘記了嗎，你的外祖母也在那。”這期間她還不斷地提醒我，隻帶必須要用的東西，不必要的就不要了，我們走的十分匆忙，仿佛如果不快點離開這裡，就會發生什麼更可怕的事情。

“這裡難道不是我們的家嗎？”

“不。”我的父親插話道，“這裡是地獄。”然後他又放佛是自言自語一樣的說到，哪裡都是地獄。

車子不斷向南，不久我們就上了高速公路，我對之後即將要發生的一切都還一無所知，我隻是有點想哭，對於我來說，漢城才是我的故鄉，是我出生以及一直生活的地方。我才八歲，就要離開我的家鄉，去到一個我從未生活過的陌生的地方去（我母親告訴我，在我三歲的時候曾帶我回到他們的家鄉光州看望外祖母，可我一點也不記得了），我才這麼小，就要麵對因為大人之間的問題，他們的鬥爭所帶來的影響，我覺得很悲哀。相較於我，智慧就顯得尤為興奮，她仿佛像要出門遊玩野餐一樣，在車子裡唱起了兒歌，直到父親被擾的不勝其煩向母親大吼道：“你能不能管好你的女兒！”她才含著淚委屈的躲進媽媽的懷裡。

在將近六個小時的車程裡，我一直都很有眼色的保持著安靜，儘量不去要求什麼，在那些大人眼裡，鄭允浩這個名字一直都是乖順溫和的代名詞，我知道我怎麼樣做會贏得那些常來我們家做客的那些穿著西裝或者套裙的大人的誇讚（或者他們對我的誇讚根本不是因為我本身），但當我們倉皇離開漢城時，並沒有其中任何一位來為我們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