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重臣“三楊”死後，王振更專橫跋扈，將朱元璋留下的禁止宦官乾政的敕命鐵牌撤下，舉朝稱其為“翁父”，英宗對他信任有加。王振擅權七年，家產計有金銀六十餘庫。

此時，明王朝流民問題十分嚴重。正統時期，流民問題幾乎遍及全國。打破了明初確立的基層裡甲控製體係。

明王朝為榨取更多白銀，加緊盤剝礦工，對閩、浙、贛部分山區實行封鎖，1444年，葉宗留、鄧茂七等發動起義，沉重打擊了明王朝在閩浙的統治勢力。此外，正統時期，英宗與王振連續發動對麓川的征討戰爭（明征麓川之役），數十萬人被征用，致使大軍疲憊、國庫虧空，對北麵蒙古瓦剌的防禦空虛。

明朝滅元後，蒙古族各部經過幾十年休養生息，逐漸強大起來。其中與明廷關係最為密切的，是一支稱作瓦剌的蒙古部落，已成為明廷最大的邊患。

麵對日益強大的瓦剌，朝臣多次上疏要求增加軍備，整頓兵製，但都被王振駁回。

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的主政人太師也先，尋釁發兵，分四路向內地進攻。明廷由於多年軍備廢弛，軍隊不堪一擊，瓦剌軍很快就越過邊塞，引起明廷一片混亂。

王振為邀功討寵，不顧軍力疲憊，糧草不足，竟慫恿英宗集結五十萬軍隊禦駕親征。結果明軍出征僅一個月，大軍回師至土木堡時，被瓦剌軍追上，士兵死傷過半，英宗被俘，王振為亂軍所怒殺，史稱“土木之變”。是明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

土木之變後，兵部侍郎於謙擁戴英宗弟朱祁鈺即位，即明代宗，改元景泰。

於謙升任兵部尚書，決定堅守北京，整頓邊防積極備戰，隨後南直隸、河南、山東等地勤王部隊陸續趕到。

同年十月，瓦剌軍直逼北京城下。於謙率領各路明軍奮勇抗擊，屢次大破瓦剌軍，也先率軍撤退。明朝取得北京保衛戰的勝利，於謙力排眾議，加緊鞏固國防，拒絕求和，並於次年擊退瓦剌多次侵犯。

明代宗朱祁鈺即位後，針對內憂外患的局麵，采取了積極措施。政治上他廣開言路，招賢納士，清除閹黨勢力，穩定局麵，重用於謙等賢臣，吏治為之一新。

軍事上，對於瓦剌的進攻趨勢，采取抵抗到底的策略，在於謙等人的協助下，徹底改組了京師衛戍部隊的指揮機構。對戍軍的控製權原來由貴族和宮廷宦官分掌；戍軍中的每個營完全自主，分彆受訓，並各由它自己的戰地將領統率。

1450年，也先釋放明英宗。然而代宗因為皇權問題不願遣使迎駕，後又把英宗困於南宮（重華宮）軟禁。並廢皇太子朱見深，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不久見濟病死，代宗遲遲不肯再立朱見深為太子。英宗、代宗因而嚴重對立。

1457年，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人聯盟，欲擁戴英宗複辟以求功賞。趁著明代宗重病之際發動政變。徐有貞率軍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領東華門，立明英宗於奉天殿，改元天順，史稱奪門之變。之後廢代宗為郕王，並且逮處死於謙。明英宗複辟後，略有新政，廢除自朱元璋恢複的殉葬。之後因內部政變流放徐有貞，因曹石之亂誅殺石亨、曹吉祥等人。

1464年，英宗去世，太子朱見深即位，即明憲宗，年號成化。成化初年，憲宗經曆了兩場大風，波。

一是河南人劉通、石龍聚眾在房縣(今湖北)造反，短時之內相從者達數萬之眾，憲宗派官軍鎮壓，很快平息，劉通被斬首，石龍逃竄四川；二是大藤峽之亂，憲宗派官軍鎮壓。

憲宗時期，重用閣臣李賢等人輔政，於奪門以來諸政，重新厘正，以取得朝野支持。為於謙平反，恢複景泰帝帝號。但李賢去世之後，憲宗寵愛年長自己十七歲的萬貴妃，寵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怠於政事。

晚年又好方術，以至奸佞當權，西廠橫恣，朝綱敗壞，民不聊生。憲宗直接頒詔封官，是為傳奉官，造成舞弊成風，直到孝宗時才全被裁撤。

到成化十年（1474年），朝中難有直臣容身。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吏科給事中李俊上書憲宗，直陳時政六弊，措辭十分激烈。憲宗被迫免術士李孜省之職，但對進諫大臣耿耿於懷，密書60餘人姓名於牆壁，尋找時機貶逐。政治昏暗，奸臣當道，西廠橫行不法，王室奢侈而官吏貪汙盤剝，加上連年的水、旱災，人民處於饑寒交迫、水深火熱之中。

1487年，明憲宗去世，其子十八歲的朱祐樘繼位，即明孝宗，年號弘治。

明孝宗在位期間，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史稱“更新庶政，言路大開”，孝宗先是將成化年間的一批奸佞冗官儘數罷免，逮捕治罪，並選賢任能以委重任。凡是憲宗親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於是吏部尚書萬安、禮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繼曉等，或殺、或貶，逐出京師；獲罪較輕的或貶官放逐、或流放邊地、或孝陵司香。大量起用正直賢能之士。同時，更定律製，複議鹽法，革廢一應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稱頌，使自英宗以來的陋習得以去除，明孝宗被譽為“中興令主”，人稱弘治中興。

明孝宗勤於政事，每日兩次視朝。明孝宗對宦官嚴加節製，錦衣衛與東廠也謹慎行事，法治寬刑。孝宗力行節儉，不大興土木，減免稅賦。明史稱孝宗為“恭儉有製，勤政愛民” 。

明孝宗在內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繁榮經濟。

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開封黃河決口，孝宗命戶部左侍郎白昂領5萬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蘇鬆河道淤塞，泛濫成災。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貫主持治理，曆時近三年方告完成。從此，蘇鬆消除了水患。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間，是明代曆史上少有的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和平時期。但明孝宗疏於武備，在軍事上無所建樹，對於北部邊患沒有采取什麼強有力的措施。同時，孝宗即位後，臣下雖然稱譽“太平無事”，但孝宗仍依憲宗的先例，從不召見大臣議政。章奏批答均經由內宦，或稽留數月，或並不施行。孝宗在位數年，即逐漸倦政，崇信道術。表麵的太平掩蓋著重重的矛盾，朝廷的種種積弊也在發展。

1505年，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年號正德。

明武宗在位期間，寵信曾在太子宮侍奉過他的太監劉瑾等八人，日夜與之尋歡作樂，人稱劉瑾八人為“八虎”。大學士劉鍵等人力主誅殺“八虎”，以振朝綱。朱厚照卻偏袒“八虎”，委劉瑾執掌司禮監、錦衣衛、東廠，正直的大臣動輒遭到清洗，朝政一片黑暗。朱厚照先後任用劉瑾、錢寧、江彬等寵臣。將政務儘委寵臣，自已帶近侍和親兵出宮巡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還令大臣以大將軍朱壽的名義發布命令，在劉瑾的淫威下，大臣們對此怪事敢怒不敢言。

明武宗即位不久，下令在西苑太液池西岸營建一片宮區，稱為豹房，又稱新宅。豹房建築結構十分複雜，上下兩層，密室勾連。朱厚照在這裡廣召美女、樂使、僧、道、術士，縱情玩樂，動輒數十天甚至幾個月不回紫禁城。

朱厚照還將邊關四鎮守軍調入禦苑，在豹房操場演戰陣，人稱“外四家軍”。明武宗是明代曆史上最為荒唐的皇帝之一。他最初信用“八虎”，終日醉心於淫樂，政治黑暗，奸黨橫行，忠良正直之士仵逐殆儘，以致王朝反叛四起。

此時明朝外有韃靼達延汗進犯、內有安化王、寧王叛亂和民變等重大危機。

1520年武宗借出征江西寧王叛亂為由而南下遊玩，以大將軍朱壽為名前往南京，親自俘虜已被王守仁擊敗的寧王朱宸濠。班師回京途中，於南直隸清江浦泛舟取樂時落水染病，1521年於豹房駕崩。因死後無子使孝宗一脈絕嗣。

明武宗駕崩後，明孝宗之侄、興獻王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統，是為世宗。明世宗重禮節，遇事有主見。其母子入宮前與禮部已有兩次爭議。

即位後，因時任內閣首輔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權臣引宋濮安事強令世宗皇帝尊親生父母為皇叔父母，導致大禮議之爭。最終世宗掃滅宦官和權臣勢力，總攬朝綱。朱厚熜的意願終於得以實現。這些事充分顯露出了朱厚熜少年時即剛愎自用、專橫暴虐的性格。

明世宗初承大統時，對國事尚有所作為，除采取了曆代新君例行的大赦、蠲免、減貢、賑災等措施外，還扭轉了正統以來形成的內監擅權、敗壞朝政的局麵，並曾下令清理莊田，“不問皇親勢要，凡係冒濫請乞及額外多占者悉還之於民”等。但這種善政並沒有保持多久，一年以後，即有“十漸”等奏疏出現。

1534年後，世宗即不視朝。世宗信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宮中日夜祈禱。先是將道士邵元節入京，封為真人及禮部尚書。邵死後又大寵方士陶仲文。

1542年十月，乾清宮發生壬寅宮變。此事後，直至世宗駕崩前一晚，世宗遷離大內移居西內，設醺煉丹，迷信幾個道士的邪說，養生修道，二十餘年不敢回大內，置朝政於不顧，使貪贓枉法的首輔嚴嵩橫行亂政二十年。

嚴嵩善寫齋醮之青詞，加太子太傅，曾兩度任首輔，兼吏部尚書。子嚴世蕃為“尚寶少卿，橫行公卿間”，後進至太常卿，益驕縱。父子貪汙納賄，排除異已。嚴嵩媚上竊權，甚至設法激怒皇帝，殺害正直功臣。

嘉靖一朝，國家外患不斷。北方韃靼趁明朝衰弱而入據河套。

1550年，韃靼首領俺答進犯大同，宣大總兵仇鸞重金收買俺答，讓其轉向其他目標。結果俺答轉而直攻北京，在北京城郊大肆搶掠後西去，明朝軍隊在追擊過程中戰敗，此為庚戌之變。

東南沿海由日本浪人與中國海盜組成的倭寇與沿海居民合作走私，先並且後襲擾山東、浙江、福建與廣東等地區。戚繼光與俞大猷平定浙閩粵等地的倭寇，為隆慶開關奠定基礎。另葡萄牙人於1557年移民澳門，但及至明亡，葡萄牙人及澳門始終為廣東布政司香山縣管轄。1566年，明世宗去世，裕王朱載坖即位，即明穆宗，年號隆慶，翌年為隆慶元年。

明穆宗繼位後，首先倚靠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大臣的鼎力相助，實行革弊施新的政策。但不久引發內閣之爭，高拱一年後策動朝官彈劾徐階。徐階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實際政務漸漸落到了張居正的手上。隆慶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內閣首輔。

明穆宗革弊即平反冤獄，宣布“自正德十六年（1521年）以後，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以前，諫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恤錄”。其中就有海瑞獲釋出獄，恢複官職。並罷除一切齋醮，撤西苑內大高玄殿、國明等閣、玉熙等宮及諸亭台齋醮所立匾額，停止因齋醮而開征的加派及部分織造、采買。施新，也就是“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所謂“正士習、糾官邪”，就是整治吏治。明穆宗加強對官吏的考察，即使一般不予考察的王府官員也在考察之列。

對於廉政官員給予獎賞和提拔，對於貪官罷免官職，對於“贓多跡著者部院列其罪狀，奏聞處治”。所謂“安民生、足國用”，即蠲免救濟，減少百姓災後的痛苦。抑止土地兼並，一方麵限田，製定了勳戚宗室依世次遞減製度，另方麵清田，清查詭寄、花分錢糧和皇室勳戚田莊。

明穆宗還采取恤商與開關政策，減輕商人的負擔。明朝曾多次頒布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而隆慶帝頒布大開關禁，使明朝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海外貿易也出現了新局麵。同時，隆慶帝也加強軍隊的訓練，鞏固邊防。同時在北方緩解與北方蒙古族的矛盾，開展互市貿易，使北方漢、蒙人民有了安定的生活環境。隆慶時期這些作為都是超過前朝的。

1572年，明穆宗因中風突然駕崩，年僅九歲的皇太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

由於年幼由太後攝政，重臣高拱因與太後信任的宦官馮保對抗而被罷官，張居正則得到馮保的鼎力支持。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政方麵，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製豪強地主，改革賦役製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

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督薊、昌、保三鎮練兵鎮守長城，使邊境安然。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時張居正嚴懲貪官汙吏，裁汰冗員。張居正整頓朝正，改革體製，史稱萬曆中興。

1577年秋，張居正父親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憂，但張居正以為改革事業未竟，不願丁憂。他的政敵借此大做文章，史稱奪情之爭。

最後在明神宗和兩太後的力挺下張居正被奪情起複，使得其改革並未被中斷。但是，這成為了他的政敵之借口。同時張居正利用職權讓親子通過科舉進入翰林院。張居正死後被反對改革的政敵清算。張府家屬被囚禁於內，餓死十餘口，生前官爵也被剝奪。

張居正死後初期，明神宗尚能保持對朝政的興趣，在位期間有東林黨爭、國本之爭等重大事件，對外有朝鮮之役與薩爾滸之戰。

國本之爭主要圍繞著皇長子朱常洛與福王朱常洵。明神宗遲遲不立太子，[令群臣憂心如焚。直到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但是福王遲遲不離京就任藩王。直到梃擊案發生，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後，福王才離京就藩。

明神宗於國本之爭對大臣極度不滿，自1587年後，就開始連續不上朝作為報複，僅處理一些重要事件。

自1588年後，早朝也經常看不到他，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

萬曆帝是個貪婪的君主，他和皇室大肆侵占土地，以采木、燒造、織造、采辦為名搜刮民財。

萬曆十九年（1591年），僅景德鎮禦窯廠燒造的瓷器就達23萬多件。他派遣宦官為礦監稅使，盤剝工商，引發了百姓的抗稅鬥爭。萬曆帝又廢除考成法，形成了皇帝黷貨、臣下貪汙、黨爭激烈的狀況。東林黨源於顧憲成組辦的東林書院。東林黨爭起因是內閣缺人，顧憲成極力主張頗有政績的淮揚巡撫李三才入閣，結果被反對李三才入閣的勢力抹黑漫罵，東林黨因此興起，朝中其它各黨便集中火力攻擊東林黨。閹黨專權後，東林黨更受到嚴重打擊，直到崇禎年間東林黨才重新被啟用。

由於明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現象非常嚴重。1602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明神宗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明廷完全陷入空轉之中。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如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名目眾多，但其所議議題卻不是如何改良朝政，隻是人事布局而已。在東北，由於深受明神宗信任的遼東總兵李成梁後期腐化墮落，大肆謊報軍情，騙取軍功封賞，軍事打擊目標上偏袒努爾哈赤勢力，致使明末邊患嚴重，並最終導致清朝入主中國。因此《明史》言：“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在軍事方麵，萬曆朝以萬曆三大征最為功勳卓著，三戰皆勝以鞏固明朝邊疆、守護朝鮮王朝，但也消耗了明朝國庫存銀。 1617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反明，兩年後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明軍，明朝對後金從此轉為戰略防禦。

1620年，明神宗駕崩。其長子朱常洛登基，是為光宗。

朱常洛登基後，麵臨著其父朱翊鈞遺留下的嚴峻形勢，朝綱腐敗，經濟凋落，宮內糾紛無休無止，軍力日衰，邊疆吃緊，後金崛起，封疆殘破，大明王朝的江山搖搖欲墜。而體弱、孤僻、壓抑而又好色的朱常洛又無力挽回即將崩潰的局麵。

明光宗僅在位一個月，朝內黨爭和宮闈糾紛更為尖銳，先後發生了“紅丸案”和“移宮案”。

萬曆帝死後，貴妃鄭氏又竭力籠絡泰昌帝的寵妃李選侍，以獻美姬請封皇太後和皇後之號。新皇帝朱常洛登基以後，每日沉於酒色，無幾日就一病不起。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紅丸，九月一日五更時猝死。李選侍又與太監李進忠（魏忠賢）密謀挾持皇太子朱由校於乾清宮，欲爭當皇太後以把持朝政，此舉引起朝臣的極力反對。在以東林黨人為主力的朝臣的強大壓力下，才迫使李選侍移出乾清宮。明熹宗繼位，改元天啟。

明熹宗早期大量啟用東林黨人，加劇東林黨爭，明熹宗因此對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賢趁機乾預政治，拉攏齊楚浙黨，號為閹黨。

1622年，山東爆發徐鴻儒領導的白蓮教起義。另外，各地民變、兵變、抗租鬥爭頻繁爆發。1624年後，閹黨把握朝政，魏忠賢擅權跋扈，爪牙遍布全國，並大肆打擊東林黨人，借“梃擊案、 紅丸案、移宮案 ”為由，唆使其黨羽偽造《東林黨點將錄》上報朝廷，任他們製造“乙醜詔獄”、“丙寅詔獄”等冤獄，殘酷迫害企圖改良明朝政治的東林黨人。魏忠賢閹黨對東林黨人的迫害不斷激起民變。

1625年明熹宗下詔，燒毀全國書院。大量東林黨人入獄，甚至處死，天啟年間的朝政混亂導致內憂外患加劇。

其時，國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主要憂患來自遼東後金對明王朝的威脅。熹宗聽信讒言，不辨是非，即位後罷免“有膽知兵”的遼東經略熊廷弼，致使後金攻陷沈陽、遼陽，遼東局勢日趨嚴峻。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為穩定遼東，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為遼東經略。

熊廷弼根據遼東實際情況，製定了三方布置策。而掌握遼東實際兵權的巡撫王化貞，卻不顧當時敵強我弱、容易被各個擊破的危險，力主分兵把守，全麵進攻。熹宗優柔寡斷，沒有主見，不對經、撫之爭作出合理決斷，以致後金軍采取各個擊破的策略，攻陷廣寧及其周圍40 餘城。在閹黨策劃下，熹宗殺了堅持正確方略的熊廷弼，忠臣良將孫承宗、袁崇煥亦遭猜忌，被革職，遼東戰局陷於重重危機。

1626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廠火藥庫發生王恭廠大爆炸，造成2萬多人死傷。當時東北方的後金逐步占領遼東地區。1626年，在袁可立和孫承宗相繼離任後，蜷伏了幾年的努爾哈赤突然活躍，大舉西侵努爾哈赤率軍攻打寧遠，明軍在袁崇煥的指揮下憑借堅城固守抗敵，最終擊敗後金軍，並擊傷努爾哈赤，史稱“寧遠大捷”。不久後，努爾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極即位。

朱由校的性格荒唐怪異，以“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為樂。喜機巧水戲，創演水傀儡戲。與宦官同演《宋，太，祖，雪夜訪趙普》。好油漆木工，房屋營造。選武閹三千，於紫禁城內開內操取樂。一生重用閹黨禍國殃民，耽於逸樂，無心朝政。

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因劃船嬉戲，溺水獲疾。後雖痊愈，仍沉緬於聲色犬馬之中，整日困倦無力，狂躁不安，飲“仙方靈露飲”，以求長生。結果全身浮腫，臥床不起，一命歸天，年僅23歲。

1627年，明熹宗去世後，信王朱由檢繼位，即明思宗，年號崇禎。朱由檢受遺命繼承皇位。麵對危機四伏的政局，殷殷求治。每逢經筵，恭聽闡釋經典，毫無倦意，召對廷臣，探求治國方策。勤於政務，事必躬親。與前兩朝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清除閹黨，整頓吏治是其革新朝政的重要舉措。

天啟七年十一月，在鏟除魏忠賢羽翼使其孤立後，複將其貶謫鳳陽，旋下令逮治。在其自縊而死後，下令磔屍於河間。此後，將閹黨二百六十餘人，或處死，或遣戍，或禁錮終身，使氣焰囂張的閹黨受到致命打擊。同時，平反冤獄，起複天啟年間被罷黜官員。全麵考核官員，禁朋黨，力戒廷臣交結宦官。整飭邊政，以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劍，托付其收複全遼重任。然而崇禎用人多疑、剛愎自用、舉棋不定導致局勢愈加糜爛。

他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為。但因矛盾叢集、積弊深重，無法在短期內使政局根本好轉。朱由檢性剛愎自用，急躁多疑，又急於求成，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因對外廷大臣不滿，在清除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後，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淩駕於地方督撫之上。甚至派宦官總理戶、工二部，而將戶、工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統治集團矛盾日益加劇。

1629年，皇太極改采繞道長城攻打北京，袁崇煥緊急回軍與皇太極對峙於北京廣渠門，史稱己巳之變。因清朝施反間計，導致袁崇煥被崇禎帝所殺。使遼東防衛幾近崩潰。無奈中，他不斷反省，四下罪己詔，減膳撤樂，又在宮中設壇，祈求上天降福消災。在對天帝及各類神仙失望之餘，一度對天主教產生興趣，召外國傳教士入宮講解教義。

皇太極於1636年在盛京稱帝，改國號為大清，並五次經長城入侵明朝北直隸、山東等地區，史稱清兵南略。當時北直隸連年災荒疫疾，民不聊生。

遼西局勢亦日益惡化，清軍多次與明軍作戰，最後於1640年占領錦州等地，明軍主力洪承疇等人降清，明朝勢力退縮至山海關。

明中期之後時常發生農民起事，崇禎時期朝政混亂與官員貪汙腐化；與後金的戰爭帶來大量遼餉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奪；以及因為小冰期氣候變冷，農業減產帶來全國性饑荒，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負擔。

1627年，陝西澄城饑民暴動，拉開明末民變的序幕，隨後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事，最後發展成雄踞陝西、河南的李自成與先後占領湖廣、四川的張獻忠 。1644年李自成建國大順，三月，李自成率軍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關，最後攻克北京。崇禎在煤山自縊，明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