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年，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建立後金

1636年，漢滿蒙三族共呈勸進表，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大清。

1644年，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降清，多爾袞率領清兵入關，為了方便以後的長期統治，強迫所有男性漢人留辮子。

入關後20年時間裡，平定大順、大西、南明等政權。後又平定三藩之亂、統一tai灣，完成全國統一。

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去世，順治帝提前親政。為加強皇權，順治帝廢除了諸王貝勒管理各部事務的舊例，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寬逃人法等一係列緩和民族矛盾的措施。

1661年，康熙帝玄燁即位。康熙初年，由滿族的四位大臣輔政。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擒拿擅權的大臣鼇拜，親理朝政。

因為三藩割據嚴重影響國家統一，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撤藩，吳三桂起兵反清，其他二藩相繼響應，最終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

平定三藩之亂後，將台灣納入版圖又被提上日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敗劉國軒所率領的鄭氏海軍，隨後明鄭納土歸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灣設一府（台灣府）三縣，台灣與大陸歸為一統。

雍正帝繼續執行清朝的擴張政策。噶爾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於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青海和碩特部首領羅卜藏丹津糾集二十萬人進攻西寧反清，雍正帝命年羹堯、嶽鐘琪率兵討伐，取得大勝，青海完全歸入清朝版圖。

為此清朝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將喀爾喀蒙古並入清朝；於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中俄中段邊界。

1729年，雍正帝以傅爾丹與嶽鐘琪兵分兩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

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

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促進農業生產，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從直隸巡撫李維鈞之請，實行丁銀攤入田賦一並征收的原則，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征收標準，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

到乾隆時，這一政策推廣到了全國。之後，人口急劇增長。雍正帝廢除了賤籍，於1723年四月發出第一道“開豁為良”的諭旨。雍正帝在下令開豁樂戶賤籍的同時，又令各省檢查，如發現本地也存在類似樂戶的賤民，也準許他們出賤為良。

在雲、貴、粵、桂、川、湘、鄂等省少數民族地區，雍正帝全麵實行“改土歸流”製度，革除土司製度，在上述地區分彆設立府、廳、州、縣，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襲的“流官”進行管理。這種管理體製，同內地大體一樣。

雍正帝的改土歸流，打擊了土司的世襲特權和利益，減輕了西南少數民族的負擔和災難，促進了這一地區社會經濟與文化的進步。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實行的一係列政策，在“康雍乾”三代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1735年八月，雍正帝去世，第四子弘曆繼位，即乾隆帝。

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調動三萬大軍，分兩路進攻大金川。十四年（1749年），清軍進逼莎羅奔老巢勒烏圍，莎羅奔被迫乞降。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起，大金川土司再次叛亂，不斷侵擾進犯鄰近土司，清政府最終平定大小金川。1757年，乾隆帝粉碎了準噶爾貴族阿睦爾撒納的割據勢力，統一天山北路。

1759年，又平定天山南路的大小和卓叛亂。

1762年，清朝設伊犁將軍，統管包括巴爾喀什湖在內的整個新疆地區。

自從1762年起，清朝陸續派遣大批軍隊進駐新疆。永久駐軍的官兵攜帶家眷，主要來自東北、河北等地的達斡爾族、滿族等。這些駐軍為鞏固中國西北邊防、開發邊陲作出了貢獻。

1771年，西遷伏爾加河下遊的漠西蒙古土爾扈特部，在領袖渥巴錫的率領下，為擺脫沙俄的統治，踏上了回歸祖國的征途。他們粉碎了沙俄軍隊的圍追堵截，曆經艱險，萬裡跋涉，終於回到故土。土爾扈特部回歸，為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做出了貢獻。

乾隆中期，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麵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耕地麵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於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

乾隆時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還表現在糧食產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產作物的普遍種植。由於興修了農田水利，並且采取了精耕細作，單位麵積的產量有了明顯的提高。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麵。

西方傳教士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人，引發18世紀中國風的熱潮。歐洲人追崇中國文化、思想與藝術，到18世紀末，清朝鼎盛進入尾聲，歐洲社會大變局。

乾隆帝與英國特使馬戛爾尼，不歡而散，英使者認為清朝已經衰落。

清朝從乾隆末年開始有衰落的現象。乾隆帝在執政中期以後，逐漸好大喜功，乾隆帝六下江南，並仿製江南園林廣修園林，勞民傷財，政治日漸腐敗。

乾隆帝晚年寵信和珅，導致和珅專權，貪贓枉法，嚴重破壞了吏治。乾隆中葉以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殘酷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向絕境。

與啼饑號寒、無以為生的廣大農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

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著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起義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

台灣天地會領袖林爽文於1787年發動林爽文起義。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湘黔苗民起義爆發，至嘉慶元年（1796年）底平定。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爆發聲勢浩大的白蓮教起義，從嘉慶元年（1796年）到嘉慶九年（1804年），曆時九載是清代中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戰爭。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乾隆帝禪位於第十五子顒琰，即嘉慶帝。

乾隆至1799年去世，嘉慶帝方得以親政。麵對乾隆末年危機四伏的政局，嘉慶帝打出“鹹與維新”的旗號，整飭內政，整肅綱紀。

誅殺權臣和珅，罷黜、囚禁和珅親信死黨。

詔求直言，廣開言路，祛邪扶正，褒獎起複乾隆朝以言獲罪的官員。詔罷貢獻，黜奢崇儉。要求地方官員對民隱民情“纖悉無隱”，據實陳報，力戒欺隱、粉飾、怠惰之風。

但其對內政的有限整頓，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清朝政局的頹敗。終嘉慶一朝，貪汙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倒更加嚴重。

嘉慶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發天理教起義，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監接應下衝進皇宮， “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嘉慶帝被迫下詔罪已。

在對外交涉中，嘉慶帝力主嚴禁鴉片，對英國侵略者在沿海的騷擾活動保持了高度警惕性。

同時拒絕了英國提出的建立外交關係、開辟通商口岸、割讓浙江沿海島嶼的要求。

而閉關鎖國的傳統觀念，也使其對外來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態度。嘉慶帝在內亂頻仍、外患漸逼中，傾力企圖維護清王朝的穩定鞏固，然而不可逆轉的曆史發展趨勢，使清王朝的敗落於嘉慶末年已完全表麵化，並從此日漸走向衰亡。

乾隆中後期開始，到清滅，全國官員，幾乎人人皆貪，當時官員不認為“貪”認為是規矩。

道光帝即位後，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銳意進取的精神，掌政風格日趨保守和僵化。

道光帝即位之初，也頗思勵精圖治，振衰除弊。對漕運鹽政實行改革。以海運代替河運，既解決了漕運的困難，又節省了開支。行票鹽製，使兩淮鹽政“弊肅風清”。解除對部分礦藏開采的封禁，主張使天地自然之利還之天下。整頓吏治，扼製奢靡之風。

特彆是道光七年（1827年），清朝平定新疆張格爾叛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此後新疆地區維持了較長時間的和平。同時清朝開展了嚴禁毒品鴉片的鬥爭。但列強的肆意對抗和清朝的腐敗政治，使禁令形同具文，鴉片的泛濫，仍給中國造成嚴重危害。

同時，官場中，結黨營私、相互傾軋、賣官鬻爵、賄賂成風。軍隊裡，裝備陳舊、操練不勤、營務廢弛、紀律敗壞。財政上，國庫日益虧空、入不敷出。階級矛盾激化，民變四起，西方的勢力已逐步深入，中國受到外國的侵略越來越迫近。

由於吏治的腐敗，導致海關走私嚴重，鴉片貿易猖獗， 1839年，道光帝為解決鴉片的弊端，派林則徐到貿易中心廣州宣布禁煙。

英國為了打開中國市場，在1840年發動了鴉片戰爭，清朝戰敗，被迫求和。1842年，被迫同英國侵略者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啟了中國近代史。

西方各國迫使清政府開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並土地，使得傳統農村經濟受到破壞。各地乘機紛紛起事，其中華北以撚亂為主，華中華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與雲南杜文秀、馬如龍的雲南回變為主。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道光帝去世，第四子奕詝繼位，年號鹹豐。鹹豐帝即位後，麵臨內憂外患的統治危機。

1851年，洪秀全於廣西金田起義，建號太平天國，稱天王。聯和天地會、三合會北伐。兩年後攻陷並定都江寧，改稱“天京”。太平天國以反對清朝封建統治與外國侵略為革命宗旨。太平天國曾建立官製，分封王爵，頒行曆法，製定經濟製度，製造錢幣，印刷書籍等。並且發動兩次西征。

1853年5月8日，林鳳祥、李開芳等奉命率師兩萬餘人北伐。北伐軍雖然一度進至天津附近，因孤軍深入，被清軍圍困。後來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紛紛組織湘軍與淮軍抵抗太平天國。

為了挽救統治危機，鹹豐帝頗思除弊求治。他任賢去邪，企圖重振綱紀。重用漢族官僚曾國藩，依靠其訓練指揮的漢族地主武裝鎮壓太平天國和撚軍起義。提拔敢於任事的肅順，支持肅順等革除弊政。

肅順掌權後，協助鹹豐帝“申國法”以治積弊，銳行誅譴。以鐵腕的方式麵對自乾隆末期以來的官場腐敗，嚴厲打擊貪汙腐敗，嚴懲瀆職失職，整肅官場政風。其果斷處理“戊午科場案”，使得清王朝此後幾十年間官場風氣，特彆是自乾隆後期越演越烈的貪腐風氣有了很大改觀。

建議鑄大錢以解決財政困難，削減八旗俸餉，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同時，鹹豐帝罷斥了道光朝任軍機大臣二十餘年、貪位保榮、妨賢病國的穆彰阿，處決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主持和局、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官員耆英。

1856年，英國借口“亞羅號事件”、法國借口“馬神甫事件”共同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

鹹豐八年（1858年），英法艦隊攻陷大沽炮台，進迫天津。鹹豐派桂良、花沙納往天津議和，與英、美、法、俄分彆簽訂《中英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列強不滿足於《天津條約》規定的權利，蓄意重新挑起戰爭。鹹豐帝命清軍加強大沽口防務。鹹豐九年（1859年），在英國蓄意挑起的大沽口衝突中，英法侵略軍被擊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