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羅維登斯的街巷間行走了兩星期，我和我的先生終於簽署了租客合同，從一位和藹的老婦那裡得到暫時落腳的地方。

安頓好行李，我望著後院裡那片含苞待放的百合，對這次旅行竟生出些彆樣的期待來。

我是在去教堂參觀的時候，遇到那個手捧百合花的孩子的。

他穿著唱詩班的袍子，站著庭院了一角陰影裡，一言不發地撫摸著手中的百合花瓣。他掩住眼睛的劉海像是把他給藏起來了，硬生生從一片拾取雛菊嬉笑打鬨的孩子中割據出一片天空。

不知是其中哪點打動了我，我向他所倚靠的角落走去，半蹲下來，‘’花很好看。‘’我說著，近乎失禮地略過他的劉海。

‘’是嗎？‘’他撇了撇嘴，‘’我喜歡它白色的花瓣，如果他的花蕊是白色的就好了。”

我笑了笑，沒有回答他什麼，這個年齡的孩子總會沒有目的地誕生出一些特彆的想法，然後再不情不願地用尚未成熟的話語，彆彆扭扭地表達出來。

‘’那些雛菊呢。‘’ 我又問道。

“花瓣太多，我不喜歡。”

他走到那群賞花的孩子裡，摘下一朵雛菊，把花舉起來給我看。

“如果能夠少些花瓣就好了。”他說著摘掉了一些花瓣，然後把它重新埋在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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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見麵還是在教堂，他望著稀稀散散的人們，主動跨著那些對他而言堪稱高聳的台階找到我。

這一次，他的手上是空的。

“那朵雛菊死了，可能是因為我。”他提起這件事時語氣很平淡，就像在詢問我最常吃的早餐。他的手握地緊緊的，似乎是在把所有的緊張與愧疚，這些他還無法完全讀懂的情緒攥進袖子裡，拋不掉，拿不出。

我摸著他的頭，試圖挑起些彆的話題。

“你手上的百合花呢？”我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