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擔心感染新冠，加慧和左初一會在淩晨穿上厚實的外套出去遛彎，他們坐在空無一人的小區廣場看星星，騎著共享單車去海澱公園，環繞著北大和清華，在路上唱歌歡笑。

等到楊花漫天時，加慧已經在左初一家裡住了兩個月，那天北京下了好大的雨，加慧突然很想出門轉轉，於是兩個人換上了涼拖，加慧穿著左初一的大短褲，打著傘出了門。

北京的雨天是灰色的，高空中厚實的雲將所有的光都擋住，偶爾劃過一道紫色的閃電，後麵跟著隆隆的雷聲。

小區裡的路被汩汩的雨水淹沒，像一條小河，加慧在路上興奮地撲騰。

左初一在旁邊看著加慧，最後也笑著加入玩水幼稚鬼行列。

加慧的文章已經基本完成了，隻是在討論時，老師拉了一個四人討論組，裡麵有加慧、李老師、他和實驗室負責管裡財務的博後。

加慧聽李樂樂說過，老師在重點培養那個博後，希望他能夠接自己的班。

可這篇文章從開始實驗到文章寫完，這名博後都沒有給過加慧任何的幫助或指導，如今卻來貿貿然地加入，加慧從大家話裡話外的意圖中感覺到，就算他不是第一作者，恐怕也要拿一個共一才肯罷休。

作為課題的共有者，基金的持有人，李老師和加慧的老師一定是通訊作者，加慧有些惶恐，她把曾述拉進討論組，作為和加慧共同討論課題，並且進行大量實驗的同伴，加慧認為曾述比任何人都有資格在文章署名。

經過幾次線上會議後，加慧的文章修改到可以投稿的地步，老師也終於直白地告訴加慧需要在作者名單裡加上那位博後作為共一，曾述作為二作，劉園作為三作。

加慧不理解，她問老師那位博後憑什麼作為共一，劉園憑什麼署名。

李老師趕忙打開話題解釋，那位博後不僅承擔著實驗室管理，和財務統管的任務，在文章修改階段也提出了許多的寶貴意見。

三作不重要，隻是署名而已。

老師更是直白地告訴加慧，你拿了我的基金做實驗，沒有我的同意，文章就絕對不可能發出去，所有我讓你加誰，你就加誰。

加慧同意了。

那段回憶在加慧的記憶裡是灰色的，她不記得自己究竟做了多少無力的反駁，陳述了多少實驗的艱辛，她隻記得後來李老師打電話安慰自己時說道

“能保住第一作者，已經很不容易了。

“有這篇文章作為保底，你以後也有保障了。”

加慧早聽說，在醫學界文章內卷很嚴重，有很多老師會為了績效搶學生的成果。

一篇能夠發在一區的文章，第一作者可以拿到醫院給的五萬元獎金，共同第一作者三萬，二作五千，通訊視作第一作者。

一篇文章能夠決定一個博後能不能留在醫院，能不能申請到基金，留院後職稱能給到哪裡。

所有的一切都流向同一個字

錢

加慧做校醫轉正後月入五千不吃不喝二十年可以掙一百萬，手裡拿著兩篇一區文章留在醫院的博後安家費就有八十萬。

加慧隻是一個學生，她不懂得什麼經濟利益，她隻知道她的成果成了老師用來交換利益的工具，像一個商品一般被放在貨架上兜售。

“你拿了老師的津貼，就要為他創造價值。”

李老師這樣勸說加慧

這就是研究生的勞務費。

每個月兩千塊，出賣自己的勞動、智慧、和正直，為老師端茶倒水，為實驗室做雜物，規培期間沒有額外薪水，作為回報，你能成為自己做的實驗、自己寫的文章的第一作者。

李老師甚至都心甘情願，他說自己當年沒有任何人幫助，拚命才發了一篇二區，那時醫院不認通訊作者，第一作者給了老師，他最後換得一個讀博的機會，才有今天的出頭之日。

如今的環境已經好了很多了，學生們是無所謂的，甚至為自己能夠保留住第一作者而興奮和感恩。

可是加慧不懂

她不能接受那個正直到有些古板的老師，能夠如此冷漠地將

“科研道德”和“科研造假”

用一些荒誕得可笑的關係連接起來，甚至連李老師也認可這種做法。

他說這是社會的規則。

弱肉強食，優勝劣汰。

加慧覺得科研界已經爛透了，從根上爛掉了。

是國家每個月給她補助學費，是國家投入大量財力建設科學，是國家給每個研究生五萬元基礎科研經費，給她的老師發工資。

本來國家用來激勵科研的資金和政策，卻成為了促使科研腐爛的毒品，甚至是已經坐在金字塔頂部的老師，也難以抵禦它的誘惑，親自下場爭奪。

有了很多，還要更多，還要更多。

這些道貌岸然的老師、醫生們，在利益麵前脫下了彬彬有禮的皮，變成了貪婪的禿鷲，讓加慧覺得自己孩子一樣的那篇文章，字裡行間都充滿了腐爛的臭味。

她的孩子死了

在這個封閉的北京城裡，在春天到來之前，腐爛在她的懷裡。

加慧覺得她也跟著腐爛了，為了那個發臭的第一作者的稱號，那個本來應該在陽光和鮮花下的第一作者，因為她的沉默和服從，變得屈辱起來。

她將文章投了出去。

按照老師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