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久的沉默後，普羅修特無所謂地從鼻子裡哼出一聲，轉身下樓了，他仍然一瘸一拐，但從裝束上絲毫看不出他的小腿中過槍。整個小房間裡無比晦暗，我感到自己像一隻被罩在罐子裡的蟲子，那麼焦心又那麼無力，我努力地保持冷靜，但還是沒有控製住，狠狠將那信紙摔在地上。一點也不想哭，我隻覺得憤怒。

下樓，發動摩托車，等待普羅修特出來，像一條可恥的狗。他披著一件深軍綠色的厚雨衣，提著手提箱走出修道院黑沉沉的大門，雨水打在我的頭盔上，他的樣子被不停地扭曲，我開始沒辦法分辨他到底是誰了。

“那是你們內部的信，我們隻是截獲了。”他跨到我身後，兩隻手緊緊握住我的腰，“你不是我們的人，我不可能把消息透露給你。”

我沒有回話，實在沒有心情。但他說‘你們內部的信’，讓我有了一點頭緒。難道是阿列克謝？那個養不熟的殺手？我不知道，新羅西斯克離得太遠了，就算猜也隻是胡亂的。

“哪怕你藏得再認真點，我也不會看到那封信。”我拽開他的手，“下去，你的位置在旁邊。”

他也維持著自己的尊嚴，一語不發地坐到挎鬥裡，他有什麼辦法，他現在是個瘸子。正當普羅修特想要用完好的那條腿猛踹一腳擋泥板，我猛轉油門。我們就這樣出發了。

摩托車頭盔是一個容許放空的小空間，被囚禁在內比呼吸新鮮空氣中更加自由。除了風聲和引擎的轟鳴，我什麼也聽不見，也許途中普羅修特叫了我幾聲，我不知道，總之我全然忽略。這次上路我也不想回頭，之前拉著雪橇我是怕他死了，今天我是怕自己忍不住一拳打歪他的鼻子。

一輛卡車突然從身後出現，從我身邊全力擦過，雪飛濺在外套上。我開始疑惑起來：我到底是在乾什麼？在寒冬臘月裡騎著一輛烏拉爾載著一個該死的男人，而設計這些機車的目的，是為了在夏日午後送那些體重四十六公斤的烏克蘭小女人去大城市。這到底是他媽的為什麼？

他這樣坐在我的烏拉爾上，就像我拉著豬玀去屠宰場。我不無惡毒地想。如果前方有一堆石塊，我不告訴他，他就會被崩得滿頭是血。

普羅修特隨著摩托車的前進而悠閒地翹腳，繼續看那疊信紙。我真覺得自己是個白癡，如同推倒一座沙子堡壘，輕描淡寫地假裝相安無事，假裝不在意，然後載著他再次上路。可我有什麼辦法？我不可能把他留在修道院裡，我需要他們的幫助才能去意大利。

該死的，他怎麼還在看那些信啊！

汽缸轟轟作響，我們的速度趨於穩定。雨水敲在頭盔上，腿被震得發麻，大腦則因此變得遲鈍。發動機不知疲倦地轟鳴，我紋絲不動地將自己固定在座位上，竟然還能體會到一丁點駕駛摩托車的樂趣。能夠篤定地安心地騎在一個全金屬的鐵馬上，全心全意相信我的車，在這個地球上，有樣東西能夠依靠是件好事。雙眼注視遠處的公路，白色長條從視野角落掠過，腦袋空空、自由自在。

我看了掛滿雨滴的後視鏡，裡麵有一個戴著橄欖綠頭盔、穿飛行員夾克的人，左側坐著另一個人，披著大雨衣，他們如同隨緣搭車的騎手與旅人，在一望無儘的長路上互相保持沉默。

中午時我們停下來歇息，普羅修特也算是有點良知，在我熄火後幫著我把摩托車推下公路，一路送進了路邊的樹林裡。我瞄瞄他的瘸腿，除了不太靈巧，也沒什麼大礙。但我還是從行李裡掏出那個塑料袋交給他。

“藥。”我言簡意賅。

他接過來翻找一下，摸出一盒青黴素，剩下的都還給了我。我覺得他溫和地有點可怕。我們在樹林裡吃了午餐——也是在那個小村莊補充的物資——無非是一些罐頭和餅乾。普羅修特靠著樹，拍拍沾著碎屑的手，轉身往樹林深處走。我警覺地坐起來，問他要去乾什麼。

他看了我一眼，麵無表情道：“撒尿。”

我尷尬地重新坐了回去。

短暫休整後，我們再度出發，這輛烏拉爾有一個微型的內置收音機，是普羅修特發現的，他輕輕地轉動旋鈕，從雜音裡搜到了鄉村民謠的電台。Peter，Paul And Mary唱著《500 miles》，隔著頭盔，我聽見那歌聲穿過冰冷的雨水來到我的耳朵，不得不說鄉村民謠與公路旅行是絕配。我在空氣渾濁的小空間裡認真聽著，仿佛小時候把頭伸進魚缸，朦朧模糊的鄉愁從呼吸中悄然溜了出來，在頭盔的擋風板上染了一片迷霧。

……

不知不覺我已離家五百英裡

離開家啊，離開家啊

離開家啊，離開家啊

上帝啊，我已離家五百英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