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見普羅修特笑，更多時候是冷笑、嘲笑、假笑，好像對他來說表達正麵友善的情緒是一種恥辱。

我眼看著他那個難得真實的微笑漸漸扭曲，變成一種熟悉的欠揍，我卻奇異地慢慢恢複平靜。他的手很冷，雨水順著他的肩膀和手臂流下來，弄得我的手也濕濕的。我鬆開他的胳膊，雨衣的觸感像一條魚，便用手背抹抹臉上的雨水。

我們決定先往前走，至少走下這條公路。

“萬一山上又塌了怎麼辦？”我出於好心想架著他，他卻把我揮開，表示自己好得很。

“那就走快點。”普羅修特從衣兜裡摸出一根煙，點燃，將臉藏在雨衣的帽子內以避免煙頭被雨水打濕。明滅的火星在雨幕中閃爍著，不遠處的摩托車還在持續不斷地燃燒著，我們倆像犯罪電影裡那些家園失火的可憐人，一個抽著煙一個提著行李，呆立，望那火焰一直燒，鏡頭裡我們的背影幾乎要被大火吞噬，不知道接下來該去往何處。

好在幸運女神終於眷顧了我們一回，走了五百米左右我們就下山了，稍微休息了一會兒便繼續向著機場的方向走。和我想的一樣，我就是走錯路了，拐進一條山路，但還好這裡的路都是新修的，分岔口之間互通，尚且能夠亡羊補牢。

如果保持這種速度，在天黑之前應該能夠走到離機場最近的衛星城市。普羅修特走在前麵，他走路相當雷厲風行，儘管一瘸一拐，靴子堅定地踩過滿地灰黑的泥水與雪塊，抬起來，再向前，沒有絲毫的停頓和猶豫，我想起灰綠色調紀錄片裡的士兵。他偶爾和我閒聊幾句，微微回頭，隻能看見帽簷下滴水的金發。他起初問了一些無聊的問題：今年多大了，有沒有養寵物，去過彆的地方旅遊嗎，去了多久之類的問題。我隨口回答：二十歲，老家有一條狗狗，去過哈薩克斯坦那一片。

但問答很快就被扯得很遠。

普羅修特通常不這樣，他不論是做事還是說話都目的性極強，像匹馬一樣朝著遠方筆直地奔去，旁人要是問了點不相乾的，或者延伸一下，他都要不爽。

此時他的思維跳躍性卻很強，我還在回答他的上一個問題，他已經飛到另一邊去。比如，哈薩克斯坦都是沙漠？那你騎過馬？你會不會化妝？我的小弟把頭發染成綠色了，真醜。你算過嗎，現在離家多遠了？

……總之，他的腦子開始發散了。我覺得奇怪，並隱隱約約感到擔心。

不過他很快閉嘴了，而且越走越蹣跚，我立馬察覺了：這人剛剛一直在硬撐著呢。我加緊兩步，跑過去抱住他的胳膊。

“後麵有蛇。”我說。

普羅修特的臉藏在帽子下麵看不清，我猜他快昏迷了。他動了動手，掀起雨披將我包進來，我趁機把他的隔壁架在脖子上。

我開始想儘辦法沒話找話。我說我很小的時候見過殺人了，是哥哥雅科夫一槍打死了園丁。那個老園丁沉默寡言，一直在我們莫斯科郊外的彆墅裡工作。我當時並不知道黑與白的區彆，我唯一不懂的竟然是‘槍為什麼能輕易地讓一個人不再動彈’，這個問題現在想來很恐怖，它相當於‘你憑什麼奪走另一個人的生命’。

普羅修特還醒著，低聲說道，開槍與否隻在你自己的決定。

我很久沒有和誰說過這麼多的話，伴著滂沱的大雨，晦暗不明的前路，以及我們的靴子踩在雪水上的聲音，我一連說了好幾個冷笑話。他都沒有笑，但是雨披下攬著我的手臂時不時緊一下。

這時候天色已經黑得嚇人，因為大雨，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我在普羅修特借給我的飛行員夾克裡摸到了一塊被體溫融化的巧克力，我分了一半塞進他嘴裡，希望他可以堅持到我們進城。

正在我猶豫著要不要停下來看看他腿上的情況，忽然看到有光線慢慢接近我們。我回頭，刺眼的光令我眯起眼，兩盞車燈越靠越近，最後在我們身邊緩緩停下，是一輛卡車，後麵拖著集裝箱。駕駛位的車窗搖下來，一個女人探出頭，穿著藍色的工人裝，外麵披著軍大衣。

她用手電筒直直照著我們，像手術台上的醫生那樣仔細打量，隨後關掉手電筒，大喊著讓我們上車。

我拖著普羅修特把他先架上去，他一上車就攤在後座上，徹底昏睡了。我爬上副駕駛，外麵的車燈照亮女司機的臉，是一個四十多歲的黑發女人，長得很堅毅，像那種會騎著馬穿過大草原的弓箭手。

“你們碰上災了？”她一邊扶著巨大的方向盤一邊問。

“嗯，山路上有雪和石頭滾下來，我的摩托車被砸碎了。”

“那個男的呢？”

“我是他的向導，他是外國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