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英國病人》已經正式登上了大銀幕，而好萊塢隻想知道喬琳的下一步行動。她還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她的樂隊剛剛簽下了音樂史上最大的唱片合同，她是否會繼續紫色天鵝絨的樂隊巡演？人們想要知道她生活裡發生的一切細節。

“我一直覺得，成為演員是我的一種需要而不是渴求，”喬琳撐著下巴思考道，“我喜歡在銀幕上扮演另一個人，喜歡這種借著其他人的身份表達情緒的感覺。這是很強烈的精神裸|露，卻也是很安全的表達方式，有一層來自角色和屏幕的外殼保護著你。樂隊生活則是另一種風格，你直麵全世界的陌生人，他們或許喜歡你，或許厭惡你，或許不在意你，但你還得站在台上，唱出那些你精心撰寫的歌。我總是說如果這世上有什麼是真正的高|潮，那就是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它不僅是一種職業，它是一種生活方式。”

喬琳或許注定要與聚光燈扯上聯係。她出生在一個藝術氛圍濃厚的嬉皮士家庭，在她父親意外離世後，喬琳的母親離開了嬉皮士公社，開始在媒體業工作。喬琳回憶起她母親的朋友們，忍不住笑著說：“我媽媽曾經在家裡掛著一張我的照片，它是用銅版紙打印出來的，她的朋友們來家裡聚會時會在上麵的邊角上寫些祝福的話。我記得其中一條是‘喬可以做任何事’。也許這就是個預言，我認為我可以做任何事，所以我一看到想做的事，我就忍不住跑了過去。”

就像是喬琳的父母會用多莉·帕頓歌曲《Jolene》來為女兒命名一樣，跟演員和音樂家們混在一起的結果就是喬琳認為自己的生活裡嚴重缺乏權威，或者說尊重權威的精神。她總是忍不住在學校裡挑釁老師，做出違反規則的事。“後來我發現了搖滾樂，你知道的，我認為這件事更重要，於是我放棄了我的惡作劇，轉而開始認真地追求音樂，”喬琳聳了聳肩，“我的學監真的鬆了一口氣。那位好心的女士真的不想把我從學校開除。我媽媽當時住在醫院裡對抗著癌症，她是我唯一的親人。人們知道我正在經曆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我非常感激那段時間我周圍所有人對我的善意，他們原諒了一個孩子的歇斯底裡和憤怒。”

這種精神或許促使喬琳走上了這種混合式的職業道路，搖滾明星，電影導演，電影製片人和好萊塢明星，這些身份混雜在一起，幾乎造成了一種公眾領域的識彆分歧。有人認為她是性感符號，有人認為她是天才，有人認為她是下一個麗塔·海華絲和英格麗·褒曼，有人認為她是我們這一代的帕蒂·史密斯和喬尼·米歇爾，他們各有看法，卻又似乎都是正確的。

但喬琳的經紀人簡·格特納搖搖頭，否定了所有這些看法。這位WMA女強人回憶起了她第一次見到喬琳時發生的事，“我告訴她，她有機會在演員事業上成為明星，就像是那些雜誌上的名字。但這個連經紀合約都沒有的孩子直接對我說，‘不，格特納女士，我不會成為其他人，我會成為獨一無二的喬琳·阿普爾比。’”

“多麼狂妄的孩子！”格特納說到這裡時笑著摘掉了眼鏡。“她做到了，不是嗎？”

當我轉述這些話時，喬琳卻沒太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她眨了眨眼，不甚在意地總結道：“我隻會簡單地稱呼我自己為寫歌的人和拍電影的人。我走進一家街角的商店，那裡的女孩認識我，她不會因為我是雜誌上的人就讓我免費拿走我想要的那包牛奶和蘇打餅乾。”喬琳聳了下肩。“但她會跟我聊起湯姆·克魯斯。我們一致同意他很棒。”“當我走在路上被人認出來時，坦白說我有的時候有點害怕，但我也很喜歡人們告訴我他們喜歡我的作品，我會同那些禮貌的人握手，然後告訴他們我得謝謝他們！我始終為人們的認可感到榮幸，我的故事和旋律得到了共鳴，這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事！”

她看著窗外的木蘭樹，近乎走神地說：“我朋友艾美曾經開玩笑說這世界是個精神病院。它確實很糟，但有的時候，隻要一點點善意，你就會覺得它值得你來活一遍。就像是聽聽人們的笑聲，小鳥的叫聲和湖水的漣漪聲，還有風聲，再嗅嗅木蘭花的香氣。這就夠了。”

她回過神後說：“有的時候我也得承認，我是個絕望的浪漫主義者。我會是你見過的最積極的悲觀主義者，我總是把對命運的期望設置得很低，這樣我就會不斷收到驚喜了。”

這也許就是喬琳身上的浪漫主義。就像安東尼·明格拉說的那樣，“喬琳是那種你能信任的人。當你陷入泥潭時，你希望你是跟她在一起。她會支持你，她會安撫你，她是那種柔軟的身體內包裹著的堅硬支柱，她就是你需要的同伴。”

而堅韌與柔軟兼具的喬琳已經在她的生活裡選擇了一位終身同伴。今年10月，23歲的她同29歲的諾埃爾·蓋勒格——綠洲樂隊的詞曲作者兼吉他手——在紐約市曼哈頓市政廳宣誓結婚。25年前，喬琳父母就是在同一幢大樓中喜結良緣的。25年後，喬琳和諾埃爾在雙方母親的見證下，舉辦了簡樸的民事儀式，交換了戒指。

這對情侶於1994年的格拉斯頓伯裡音樂節上正式相識。事實上，這個真實發生的故事幾乎像是部浪漫小說。

“我住在他兄弟利亞姆和其他隊友的隔壁，”喬琳不好意思地撫了下額頭，“他們太吵了，我不滿地抱怨了一下，發生了爭執。然後他跟他的兄弟換了房間，他安靜得像是不存在一樣，隻是偶爾會彈吉他。他彈了一首披頭士的歌，然後是一首他自己寫的歌。它很好，我很喜歡它。我記得我當時在想，好吧，既然音樂節期間的酒店總是吵得要命，那麼有個還算安靜的吉他手在隔壁也不算壞事，而且他似乎有首不錯的歌。”

但這還不是他們相遇的時刻。事實上，在那一晚，喬琳同彼時的男友分手了，她同對方爭執的聲音引起了隔壁吉他手的注意。後者在爭吵聲中無奈地出門抽煙，遇到了同樣在外呼吸新鮮空氣的喬琳。

他發現了她沒有打火機的窘迫現狀，然後同她聊了起來。在她的要求下，諾埃爾為她展示了那首他寫的歌。從那之後，他們就成了非常合拍的朋友。

喬琳強調道：“至少在我的記憶裡我們是這麼相遇的。可他說他很多年前就見過我了，在洛杉磯。他那時候是另一個樂隊的工作人員，我們說過話。坦白說，我記不太清到底是怎麼回事了，但真的有這回事，我差不多能回憶起他那時候頭發很長，卷卷的，挺可愛的。可如果真的要算認識，還得是在幾年後的格拉斯頓伯裡。”

“我知道我和他來自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其他人沒看到的東西，”喬琳睜大眼睛，臉上露出了一種篤定的神情，“他是我見過的最有趣的人。他或許是你見過的行為舉止最粗糲的人，但他也是那個能讓我振奮起來的人。我們理解彼此的處境，這是最重要的。沒人能像他那樣讓我笑。”

她說完這句話後笑著補充道：“他會是你見過的最煩人的人，但那是種煩人的有趣，所以……我覺得這就沒關係。”

當我提及綠洲製造的那些搖滾壞男孩的喧囂時，喬琳笑著搖了搖頭，解釋道：“樂隊生活的問題在於你始終在跟你的同事一起生活，你們不止在音樂上合作，你們還得是最親密的朋友。我知道一些著名的樂隊成員現在根本不說話了，他們隻在後台見麵，演完出就離開。但這就是樂隊，你們愛彼此，這就是為什麼當樂隊解散的時候人們不能和平共處。恨是基於愛產生的。”

她停頓了一下後說：“坦白說，我從小就在路上奔波，我習慣做顆滾石了，從不安定。我不介意樂隊生活帶來的不安定，可我在感情上需要一個休息的港灣。我認為……我和諾埃爾，我們都找到了對方。”

從跟諾埃爾做朋友開始，喬琳經曆了時任男友戴蒙·亞邦的模糊樂隊和諾埃爾主導的綠洲樂隊之間的激烈不和，後者戰勝了前者，成為了英國自披頭士以來最大的樂隊。喬琳一度被認為是這個當代版滾石樂隊和披頭士樂隊之爭的戰爭原因，她被英國媒體刻畫為“搖滾界的海倫”，這個“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的傳統故事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我其實很討厭這個話題，”喬琳搖著頭解釋道，“我不喜歡人們把樂隊之戰歸咎在我身上，我覺得他們忽視了英國媒體的炒作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也忽視了樂隊本身的競爭意識——我是說，這幫男孩，他們天然地想要站在頂端。我們都想，不是嗎？我是說，你們不能因為我們不是英國樂隊，就忘記我們也在那個見鬼的榜單上！”

在她說完今天的第一個F詞後，她立刻向我道了歉。這讓我不由得笑了起來，我一直在猜測她到底會在什麼時候破戒。事實證明，喬琳最討厭的是她和隊友的成果被忽視。他們最新的雙碟專輯《It‘s OK to Be Human》在美國和英國都同時拿下了專輯榜第一名，這或許已經足夠終結任何關於樂隊之戰的話題了。瞧，海倫本人擁有勝利女神的庇佑，她無疑已經是希臘和特洛伊的女王了。

當我問及喬琳和諾埃爾是在何時相愛這個敏感話題時，喬琳放鬆地笑了一下，回答說：“我沒法真的回憶起一個節點。我們那時候已經是朋友很久了，我隻記得我從意大利拍戲回來後就非常想見他。那時我們已經有兩個月沒見麵了。他正好在美國巡演，於是我就去了他們的演出。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一直在努力否認我的感覺，我希望自己不要再愛上一個異國的戀人，上一段長距離戀愛太糟了……但說真的，你如何掩飾愛呢？”

從那一晚開始，這對異國情侶克服了各自繁忙的日程，通過頻繁的飛行和電話保持聯係，最終在一個美麗的清晨成功走上了曼哈頓市政廳的台階，在紐約州頒發的婚姻證書上簽下了各自的名字。

她給我看了他們的婚禮照片，這對搖滾夫妻在曼哈頓市政廳前深情地擁吻著彼此，卻又同時把戴著結婚戒指的那根手指豎在了鏡頭前——就像是他們的生活一樣，甜蜜，反傳統，還富有挑釁性。

“我們的工作讓我們不得不分開，樂隊就是這樣的，你總是在路上，對吧？但每次相遇都像是一次重新相愛的機會。”喬琳的浪漫主義在這一刻又浮現了起來。“我們每次都會愛上彼此。”我們甚至無需追問另一方的答案，考慮到《Wonderwall》是首獻給喬琳的歌，諾埃爾的回答似乎也已經不言自明了。

等我們聊到這裡時，喬琳提出我們應該去共進晚餐了。於是她帶著我去了她在城裡最喜歡的餐廳。這是布魯克林角落裡一處不起眼的家庭餐館，卻能提供美味到極點的烤鱸魚和巴斯克芝士蛋糕。餐館主人像是擁抱自己的家人一樣同喬琳互相問好，也同樣把我這個陌生人熱情地迎進了室內。

房間裡的六桌客人都在盯著我們看，喬琳笑著點了下頭，隨即就把注意力重新放在了我身上。

“你吃飯的時候總是這樣嗎？”我忍不住問道。

“有的時候是，”喬琳忍不住笑起來，“最搞笑的是有一次我和諾埃爾一起在倫敦吃飯，我隻能說，英國人並不全是完全克製的。當他們喝多了時，他們會熱情過頭。我完全不想在全屋的人對著我們合唱《Wonderwall》的情況下吃飯。”

等說完這個笑話後，我們的話題又重新回到了喬琳的未來打算上。

“我正在策劃一個小型項目，在最近的這些工作後我實在有點累了，我隻希望拍個令人愉快的小型項目。它是個小說改編劇本，我同大衛·馬梅特合作改編了劇本，錫石給了我們一定的預算。”喬琳愉快地伸出手比劃著。“但我也在寫新的原創劇本。我有個朋友，保羅·安德森，他曾經對我說過，拍攝電影中最誘人的部分就是寫作，他絕對不會把這部分讓給彆人。我百分百讚同他，但我還需要更多時間來打磨故事。改編劇本也很有趣，我實在不能拒絕把喜歡的故事搬上大銀幕的感覺！”

晚餐結束後，她陪我坐上了出租車。當她離開時，我最後看到的是她的背影。你真的無法忽視她的背影，就像是《英國病人》電影裡的一樣，她的背影裡似乎蘊含著很多希望和生機，正輻射著強有力的能量，讓人忍不住駐足凝視。她可能會回頭看向我，而她手中會堅定地握著一座小金人——這個念頭在我的腦海中一閃而過——然後，她從我的視線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