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下來要說的事住在上海黃浦區的人應該會有印象，2021年初，當地防疫辦進行社區上門群檢的過程中，複旦大學曆史係的楊登高教授被前來檢測的防疫和物業發現死在自己住所內，據報警的物業負責人回憶，楊登高自從在複旦任教後就寡居於此，而且很少與人交際。近期社區監控顯示並無可疑人員進入其房屋，後經過法醫鑒定為死於突發性腦中風引發的顱內出血，在轄區警方正準備封存證物展開司法調查時，卻被後趕來的市公安廳叫停並很快結案為疾病導致的猝死，其遺物結案後並未被全部送還其家人，辦案人員給出的官方理由是因當事人與302研究所共有一項高度保密的國防背景合作項目，其研究資料和數字媒體文件以及全部個人手稿都要被軍隊方麵回收審核後才能送還家屬。

按理說事情到這可以告一段落了，每年因疾病導致的猝死在上海比蘇州河裡淹死的人都多，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卻遠遠超出了所有涉事單位人員的想象。

因涉及到國防項目，當地警方收斂遺體後拒絕了其家屬進行喪葬火化的要求，而是帶回了浦東區屬公安局待軍方調查結束後再做處理。與遺體一同移交的也包括軍方人員認為的一些無關財務其中包括一把造型獨特的槍，關於這把槍是初步清點遺物的過程中，軍方在一些回執單據中發現當事人在靜安區的上海花旗總部租用了一個保險櫃，軍方以政審理由越過程序進行點檢，發現保險箱裡僅有一把造型奇特的燧發槍和一冊佳士得拍賣行的鑒定證書，上麵記述了槍是在十六世末，由葡萄牙傳教士送給福建泉州當地的一位名叫蕭器的海事司官員的鑒定考證，最後落款是名叫蕭萬生的賣家與楊登高的雙方簽名以及佳士得鑒定部門的印章。因為是無關財務，便被軍方的調查人員移交給了浦東區屬公安進行遺物點檢工作。在遺物和遺體移交完畢後的當晚，遺體在黃埔區屬公安停屍房中莫名消失，可拉動冰棺裡除了一攤粘稠腥臭的黑色液體外什麼也沒留下，而存放在證物室的遺物裡，那柄造型奇特的燧發槍也隨遺體一同失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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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重回蘭陵的時候，從未想到這裡會引發我寫一本書的衝動，畢竟在我的計劃裡，是開始寫關於偽滿民俗的書的時候了。當我開始覺得，我在故鄉看到的一切，讓我產生了創作的靈感——這裡我用了比較文學化的詞語，而不是常說的問題意識，因為我感覺那些新的想法完全不是在像羅丹的《思想者》那樣的冥思苦想的狀態下產生的，而是像湖風那樣輕輕地吹拂，像湖水一樣自然地流淌，漣漪一般地湧入我的腦海——覺得可以開始搜集資料，然後寫點什麼的時候，也從未想到，這片生我養我的血地在曆史上卻離我如此遙遠。

老友和師弟蕭知教授，知道我在研究蘭陵，告訴我說，他老家就是蘭陵蕭氏，其父母幾年前還回到武進（舊名南蘭陵）尋根問祖。在本書中，有多處提到蘭陵蕭氏的例子，當然不完全是因為東晉的蕭遂和明代蕭所望——雖然我在讀碩士的時候就讀過他們的《琅琊隨筆》和《蘭陵百記》。

本係同事李子美教授，聽聞我在寫一本關於蘭陵的新書，囑我書出後一定要送他一本，因為他的祖父是在解放前夕從蘭陵跟著部隊去上海並在此定居，後來他的祖父回到老家，在鎮上建起一座三進大宅。這一下就讓我想起山東著名的李家祠，儘管不知道他們與隋唐時期的李氏有沒有關係。

未半月，本係另一位同事蕭光教授與我見麵時，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原因也是一樣，就是他也是蘭陵蕭氏。在一個極為狹小的圈子裡，就有好幾位相同專業領域的知名學者出自琅琊蘭陵，而且是在祖輩或父輩時才從蘭陵遷出，絕非慕名附會，可見蘭陵真是人傑地靈。

大約是在1989年，《觀風》雜誌的編輯王炎兄通過莊孔韶找到我和周尚意，希望能給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陳正祥教授的《中國文化地理》寫篇書評。正是從那本書裡我知道了蕭端，後來進一步查找材料，寫了有關的文章。但是，那時我並不了解蘭陵，也不知道蕭端與蘭陵以及東晉政權的特殊關係。

從21世紀初期，北京師範大學地理學係的本科生人文地理野外實習就以蘭陵為基地，我幾乎年年夏天都會去指導實習，當然也會注意到村裡的各種野祠。可能是學科特點的緣故，我會更多觀察這裡的土地利用，也是到近幾年才會注意各種對蕭端的祭祀活動，當然也不會去想從這樣的活動中重觀一段被淹沒在民俗中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