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昏迷當中的斯內普沒有家屬陪護，這就意味著我就必須承擔起一部分陪護的責任，需要時刻關注他的需求，多往他的病房跑跑，幫他揉揉四肢腿腳，還有就是幫他換藥和換尿袋。

和彆的同事不一樣，我倒是不嫌麻煩。剛入職沒幾年的小大夫總是很喜歡跑病房去看看患者的，這也是大家的共識。我喜歡和患者還有患者家屬聊天，絮絮叨叨地告訴他們一些他們不知道的醫療常識，每次得到他們感激的時候我都會非常有成就感。

這或許就是我始終無法割舍這個職業的理由。

這是我今天跑的第五次病房了，病房內還是沒什麼改變。護士已經把我下完醫囑的點滴掛上了，裡麵有溶栓的藥，防止這個斯內普躺久了腿部深靜脈長血栓。而斯內普本人依舊昏迷著，胸腔微弱地一起一伏，大有睡到天荒地老的架勢。

不過我知道這家夥不可能這樣一直睡下去，因為在急診的時候就給他拍了腦CT和MRI，他的頭一點問題都沒有，不可能做植物人。

再說了，萬一他真成了植物人，那無論如何也要把他的家屬找回來——植物人是另外的護理價錢！

我看了一眼掛在床沿的尿袋，黃褐色的液體沒有到一半，暫時還不用換。然後我搖起床，讓斯內普呈現出一個半坐半靠的姿勢，準備給他脖子上的傷口換藥。

揭開紗布，我一打眼就看出這個斯內普的傷口長得並不太好。都已經過去兩三天了，長得好的外傷傷口不會再有什麼滲出液，而斯內普的紗布上還糊著深褐色和青白色的滲出，讓人看著心裡就煩。

我戴上一次性手套，拿著換藥碗裡的鑷子夾了碘伏棉球開始消毒，黃色的碘伏一圈一圈地以縫合傷口為圓心向外擴大，最後塗了他的半個脖子都是黃喇喇的。

碘伏的刺激性並不太強，但是冰冰涼的液體在脖子這種地方塗抹也讓人本能地感覺到不適。斯內普脖子上的肌肉彈動幾下，臉上的表情也有點微微改變，看起來像是要醒。

我不管他是不是要醒，換藥換到一半我肯定是要把手上的事情做完。擦完三遍碘伏，接下來就是塗酒精。酒精棉球能脫碘，黃色的碘伏很快就被擦了個乾淨。我借此機會認真看了看他的傷口，又用酒精棉球戳上去仔細擦了擦。

看著用粗針大線縫得明顯又猙獰的傷口，我嫌棄地撇下嘴角。

急診外科那幫人的手藝還不如當年的我呢。

不過這個斯內普的情況特殊緊急，急診外科那幫人又不會美容縫合，倉促之下縫成這樣也算情有可原。但我作為原本很擅長縫合的前外科醫生，看到這種明明可以縫得更好的傷口，渾身上下就好像是有小蟲子在爬，恨不得馬上去拿個小切包給他拆了線重新縫。

當然，重新縫是不可能的，我現在也沒有辦法再拿起手術刀和持針器了。現在我能做的，隻有壓下自己的嫌棄，給斯內普仔仔細細地換藥。

說起換藥，我在成為住院醫師之前做的最多的活就是換藥。我在換藥室裡忙碌地經營我的一畝三分地，收拾換藥包，招呼患者排隊進來換藥，碰到來了好幾次的患者還能親親熱熱地招呼起來，多聊幾句。

在我剛開始工作的時候，就有前輩跟我說過，患者們來醫院換藥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會，畢竟消毒上藥這種事確實沒什麼技術含量，最重要的是患者們想要讓醫生看看自己的傷口，聽醫生講講自己的病情，這樣心裡才有底。

我從小就是個擅長和彆人溝通的孩子，隻要一打開話匣子，那話總比彆人多，而且我也樂於和患者們聊天，給他們講講他們的傷口，問問他們的病史，囑咐幾句對我來說算得上是常識的醫療小知識。不少患者因此說我是個好大夫，我也很喜歡他們這麼誇獎我，沒有誰不喜歡因為本職工作做得出色而被誇獎。

一來二去，我對於自己的工作積極性也非常高，現在麵對這樣一個沒法和我聊天的患者，我反而感覺不太習慣了。

酒精的刺激性比碘伏強得多，我為了觀察斯內普的縫合傷口，用酒精棉球在他的創麵上多擦了幾下，他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在我回身去拿生長因子凝膠，再轉到他麵前的時候，一雙漆黑的眼睛已經睜開，幽幽地盯著我。

西弗勒斯·斯內普醒了。

剛從麻醉或者昏迷中醒來的患者基本都昏頭昏腦的，這是我在手術室乾了那麼多年活之後總結出的經驗。大主任或者年資長的主治動完手術之後就走了，麻醉師那邊也不喜歡伺候剛醒的患者，所以安撫從麻醉中醒來的患者然後把他們送回病房就是我這種小大夫的活。

昏頭昏腦的人大多數會選擇繼續睡（這時候我還得費勁把他們搖醒），一部分會問一些昏頭昏腦的問題（“我能不能喝水啊？”“我能不能吐啊？”），還有一部分甚至會在醒來之後感受到極大的恐懼，然後用蠻力開始掙紮，以致於輸液針頭回血、甚至從床上跌落。

隻有一小部分——那簡直是百裡挑一的一小部分，才會對自己的現狀有清醒的認知，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自己在哪裡，而接下來要做什麼才對。

這種患者數量極少，我也就遇到過一次。那個患者一醒來就問我從她身上切下來的腫瘤是良性還是惡性，頭腦清醒得令我肅然起敬。

我不知道斯內普屬於哪一種，但作為一名好醫生，我必須要用最壞的情況來衡量考慮，然後做出屬於我的應對。

於是我迅猛地撲了上去，像一頭敏捷的獵犬，雙手按住了斯內普的雙臂，半個身體蓋到了他的身上，用我目前能想到最好的方式提前阻止他像那些昏頭昏腦的悲劇一樣從床上摔下來。

不過幸好，斯內普並沒有像我想象得那麼昏頭昏腦。

但他也沒好到哪裡去。

“你……是……”

他微微張開嘴，從喉嚨深處發出了乾澀低沉的聲音，低得我險些沒聽懂。

“我是伊芙琳·克勞奇，你的管床醫生。”我提高音量，“你還記得自己叫什麼嗎？”

斯內普的眼神變了，他臉上的肌肉微微彈動，那是警惕和懷疑的眼神，他薄薄的嘴唇在顫抖，然後問出了一句我覺得百分百證明了這家夥昏頭昏腦的話：

“我還活著？”

於是我謹慎地將他的雙臂按得更緊了些。

“你當然活著，死了你就見不到我了。你的心可砰砰跳著呢，你要是死了我加班還得寫死亡病曆去。”我不懈地追問，“你還記得自己叫什麼嗎？”

能清楚無誤地說出自己的名字，這是手術室流傳幾十年的辨彆患者究竟有沒有真正清醒的方法。我曾經在手術室見過一個老麻醉師連問一個患者二十幾遍“你叫什麼？”，那個患者一麵對抗著睡意，一麵用沙啞的嗓子反複二十幾遍地答。

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叫什麼都說不出，那這家夥百分百是昏了頭，麻醉師就得唉聲歎氣地再去打點拮抗藥了。

結果這個斯內普硬是不說。

他倔強地略過了我的問話，我能感覺到他的身體在積蓄力量，似乎是想用力坐起來，至少是要掙脫我的桎梏。我隻能越發用力把他摁在床上，無奈地繼續問：“你是叫西弗勒斯·斯內普嗎？”

斯內普看著我的眼神更不友善了，我簡直不明白這是為什麼。

“這是哪裡？”他啞著嗓子，“你究竟是誰？”